2016.3.3-2016.3.15

　　“一人报纸”的利弊与困境

　　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明报》“五月人潮”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明报》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

　　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4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金庸更在私下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强调“全世界不论资本主义社会或共产社会中，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金庸与〈明报〉》)。

　　金庸创办《明报》之初，心仪是某种“家庭式”的报社架构，“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厂和住宅都在一起”。这或许是他初来香港时《大公报》类似的管理模式影响所致。金庸与沈宝新又鼓励员工在报社内部兼职，一人开两三个人的活儿，拿一个半人的薪水。员工长期没有规制的福利与保险，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宝新借钱，以致很多员工称沈宝新为“老豆(老爹)”。金庸与沈宝新分工明确，一人管编辑部，一人管经理部，很多人都说这对搭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继承了“文人办报”和“同人报”的报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