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3.3-2016.3.15

　　接续民国报业传统

　　我们可以推想，虽然《明报》(本来起名为《野马》)一开始只是想办成一份没有新闻的小说小型报，但一旦出于市场敏感(据说是听从报贩建议)，金庸与沈宝新决定将《明报》从四开改成对开，变成“有新闻的日报”，负责编辑部的金庸，当然会将他最为熟稔的《大公报》理念与架构，照搬到《明报》来。

　　民国时代的《大公报》，就理念来说，是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的“文人论政”。更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则是《大公报》自我确立的“报格”。“四不”是由“文人论政”这一理念决定的，因为文人办报，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接受财团资助，只靠销量与广告维持，所以有实行“四不”的可能性。

　　中国报业，自晚清以来，就难以摆脱对官对商的依赖，1916年，李大钊曾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舆论理想，李大钊加入同人刊物《新青年》，但《新青年》却在1917年底因为“不能广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书社“中止”的威胁，如果不是碰上五四运动大潮，这份销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样岌岌可危。

　　第一份没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维持的报纸，当属邵飘萍的《京报》。

　　《京报》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飘萍个人言论的力量，如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大声疾呼“必使政府听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自己担任北京大学新闻学讲师，并创办《京报副刊》《莽原》等23个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团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联系。正是遵循邵飘萍的榜样，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新记《大公报》，让“文人办报”“文人论政”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