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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良法、贤吏与善治的统一 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在实践中的效果也有显著之别。在古人的观念中，良法与善法是同一语，其所谈之善法也就是良法。如宋人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至于恶法，不仅不能治国，反而是亡国之渊薮。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如商之亡，亡于重刑辟；秦之亡，亡于“偶语《诗》《书》者弃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良法的标志之一：循变协时，变中求稳。早在《尚书·吕刑》中便有“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周礼·秋官·大司寇》进一步提出根据不同形势制定和适用不同的法律：“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主张变法改制的法家更强调法因时势而变的可变性。韩非说：“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治，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循变主要在于法的可变性，协时主要在于法律的变化要与进步的社会潮流相适应，中国五千多年的法律就是沿着这个轨迹运行的。历代思想家在指出法的可变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保持法的相对稳定性，反对“数变”。唐太宗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宋人欧阳修说：“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