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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法共治：中华法文化的精髓 德法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治国在中国由来已久，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华法文化的精髓。 关于德的概念，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阐明：“悳（通‘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只有“直在心上”才能“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古人还把德的价值与国家施政联系起来，宣扬德教和德化的重要性。关于德教，《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对此，郑玄注曰：“德谓善教。”关于德化，更多的是与重民、爱民联系在一起，如《左传·襄公七年》曰：“恤民为德。”《管子·正》曰：“爱民无私曰德。” 中华民族在严酷的生存斗争、生产斗争中需要借助“群”的力量抵御外侮和抗拒自然灾害，以维持生存和发展，因而养成了以直相待、宽容为怀、团结互助的民族心态。古代思想家论德之说正是体现了这种民族心态，因此，德教与德化易为中华民族所接受。 经过漫长的生生不息的演进过程，德由善教逐渐趋向于善治，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道德政治文化，把国家的兴衰与道德的弘扬、人心的向善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德治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为德法互补互用、共同治国方略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重民、惠民、教民、以民为本，孔子曾以“养民也惠”称赞郑国子产治国有方，他特别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作不仅是“仁”，而且是“圣”。孟子进而论证了“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可见，德的功用主要在于教化，首先是化个人的不良心性，使之纳于德的规范之中。也就是运用德的标准进行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正直的、善良的天性，即内化于心，使之自觉远恶迁善，趋吉避凶，不仅远离犯罪，而且经过内省，使心灵净化，于潜移默化之中达到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 其次，以德化不良之俗。由于古代中国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统一多民族的大国，因此流行于各地区的风俗多不相同。其中既有良善的风俗，也有荒诞、落后、愚昧的风俗，所谓“百里不同风”。而各地的风俗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历代在以德化民的同时，也注意以德化俗，使荒诞之俗归于理性、邪恶之俗归于良善，务使不义不肖之徒明礼义、知廉耻，使四海同归于德化。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以德化民。以德化民反映了政治家的视野由个人扩展到全国的民众，表现出一种博大的政治气魄和抱负。以德化民除了以德的标准施教于民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善政辅助善教，把施政的立足点移至为政以德。历代统治者对以德化民都十分重视，其事迹多见于史书记载，借以表征德治与善政。由于民是国家的构成元素，民安则国宁，因此，通过以德化民，既巩固了国家统治的群众基础，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德的治国之用。 德法在功用上有所不同：一为直接的治国手段，如法是也；一为间接的化民为治，如德是也，二者的着力点和价值取向都不同。但是，德、法二者均为治国所不可或缺，所以它们被古人说成是治国之二柄。从历史上看，德之功在于化，然而只凭德还不足以禁人为非、惩治犯罪，不能有效地驱动国家机器的运转，实现国家对内对外职能，而必须与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相结合。正因为如此，德法互补、共同为治才成为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治国方略，形成了数千年特有的治国理政传统。 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公鉴于商纣王重刑辟而亡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是德法共治的发端。秦二世而亡，留给汉初政治家、思想家无尽的思考和总结。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传承周人“明德慎罚”和战国时期荀子“隆礼重法”的学说，发展成一整套德刑关系的理论，为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提供了理论先导，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唐朝，《唐律疏议·名例律》开宗明义，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汉以来德主刑辅的重大发展。“德礼为政教之本”比起单纯的“德主”，突出显示了德礼在政教中的本体地位。至于“刑罚为政教之用”，比起单纯的“刑辅”，更明白晓示了刑罚在政教中的作用。唐律还将德礼、刑罚的本用互补关系比喻为自然现象的“昏晓阳秋”，以示二者的内在联系、永恒不变，所谓“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德礼与法律都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都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富强为目标，因此二者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于德与法各有其侧重点，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也会产生矛盾。针对于此，或为了维护法的权威按法办理，或为了弘扬德的价值按德施行，最终都要以国家利益为依归。 德法互补，使遵守道德的义务和遵守法律的义务相统一。一方面，法律道德化，使百姓由畏法而敬法，减少了适用法律的阻力；另一方面，道德法律化，使入律的道德规范成为法律，如有违反要受到法律制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