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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治官的考课与监察 官吏是执掌兵、刑、钱、谷等事务的担当者，是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实行者，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推动者。因此，官吏之于国相当重要。韩非在总结官僚制度形成后的实践经验时，得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结论，其影响深远。 考课。为了治官察官，早在战国官僚制度正式确立之始，便出现了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每年年终考核地方官吏有关土地开垦的数量、农商经济的状态、户口的增长、灾异的救济等。根据考核的结果，给予不同的赏罚。 唐朝是中国古代典章法制趋于成熟与定型的朝代。考课之法见于《唐六典》。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唐朝考课以标准细化为显著特点，所谓“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具体的考核要求。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等等。 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一最已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已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已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一最已上有一善，或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一最已上，或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弗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对于流外官，则按四等考课：“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 宋初沿袭唐制，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在厉行中央集权的特定政治环境下，宋朝加强了对官吏的考课。太宗、真宗、神宗均发布了考课法，而以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颁行的《守令四善四最》为代表：“四善”仍为唐时的“德义清谨、公平勤恪为善”。“四最”是“断狱平允、赋入不扰、均役屏盗、劝课农桑、振恤饥穷、导修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书”。 明朝考课分“考满”与“考察”。前者三年一考，九年三考，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以定黜陟。后者按八法（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考察内外官吏。京官六年一考为“京察”，外官三年一考，为“外察”。京官四品以上官自陈政之得失，以候上裁。五品以下分别优劣，或降调，或致仕，或闲住为民，具册奏请。对于地方官的考课，称为“大计”。因大计而受处分的官员，永不叙用。结论不当者，可以辩白；任情毁誉失实者，连坐。史称“明兴考课之制，远法唐虞，近酌列代，最为有法”。清朝考课一如明制，但改八法考吏为六法考吏，因贪、酷已属犯罪，故不在考课之列。 历代考课，正如宋人苏洵所说：“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苏洵此语，虽发自宋朝，但也适用于宋以后的历代王朝。历代考课已成为常态化的治官之法，对于整肃官僚队伍、发挥官吏治国理政的职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监察。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上的一项制度，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规范。它的任务是维持国家纲纪、纠正“官邪”、保持官僚队伍的素质、制衡国家机关相互间的关系，同时巡按地方，就便惩贪选贤、改善司法，因而成为皇帝耳目之司，在国家机关中占有重要地位。 秦统一以后，中央设御史府，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实际以御史中丞执掌监察。地方设郡御史，负责监督地方官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