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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樵山不久，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康有为遇到了知己张鼎华。如果说朱次琦让康有为知道了作为圣人大道的途径，那么从张鼎华这里，康有为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17岁时，康有为第一次读到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颇受触动，从22岁开始，他就不再以考据学和八股文为重，而以“经营天下为志”，读的书也变成了《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在香港，康有为又看到了“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吸收西学。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第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受阻未上达；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尊孔的名义下提倡平等、民主等先进思想。 任建敏说：“康有为的思想，融合了理学、经学、公羊学、佛家、道家、西学等各种内容，这在他的文章中也十分明显。”比如，康有为30岁时的代表作《康子内外篇》中，就有多篇是从理学出发的论述，比如《性学》，是就理学中的“理有阴阳”之义，来讨论世界宗教。 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书反对，史称“公车上书”；1898年6月11日，维新变法开始，历时103天失败，史称“百日维新”。这一年，康有为40岁，张鼎华已去世十数年。 “这是时代赋予康有为的契机，他比同时代的人走得更远，他也有局限性，无法脱离时代。”任建敏说，“之前几百年，理学对中国的发展厥功至伟，到了风雨飘摇的清末，这已经远远不够。但不能否认，理学是我们文化的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学会兼容并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