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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报纸”的利弊与困境 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明报》“五月人潮”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明报》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 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4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