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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这段话：“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加入政论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丰富金庸小说的解读，反过来，小说中的情怀，也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区隔。 有论者总结《明报》的报业精神为四项：“高举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崇尚自由”“反战”。揆诸自1959年至1992年的《明报》，这四项大体成立，但考察具体的新闻个案，则该四项精神未必没有扞格之处。如在《明报》与左派报业“要裤子还是要核子”的论战中，《明报》“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立场，当然有儒家“民胞物与”的影响，但在对方看来，却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恶毒反华”“大发其污蔑祖国的妖论”;再如金庸对自由的崇尚与追求尽人皆知，一曲《笑傲江湖》倾倒万千读者，“五月人潮”事件中反对港英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屡屡批评北京，都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率，然而1960年台湾当局拘捕《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制造震惊中外的“雷震案”，台岛内外自由主义者纷纷声援，胡适只因保持沉默，便招致诸多自由主义者不满，认为有损胡适晚节。金庸身处港岛，并无政治压力，却主动支持台湾当局，认为“如雷震之徒，尽管捉之”(1960年9月6日)。究其因，是金庸认为雷震“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主张由美国人监督中国内政，又主张成立‘中台国’”，他支持台湾当局逮捕法办雷震，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将“言论自由”放在了一边。即如《明报》在成名之役“五月人潮”报道中，既反抗港英当局与左派报纸的新闻封锁，也时时要求读者“顾全大局”，反对与港英当局的当面暴力冲突。金庸个人办报理念与政治思想的矛盾之处，让《明报》的立场随时势而移易，并非一成不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