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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季鸾抗战时在《抗战与报人》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报纸正从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人办报”逐渐“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过渡到“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他认为，“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 金庸身在《大公报》十余年，耳濡目染，对民国报业发展的历程不可能一无所知。事实上，看《明报》创办之后的方针与道路，与上述民国报业的路径大致相符。 金庸自己出身左派《大公报》，但在《明报》创始之初，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明报》一家。”后来又更明白地说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评)。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明报》“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1963年1月1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