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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业，自晚清以来，就难以摆脱对官对商的依赖，1916年，李大钊曾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舆论理想，李大钊加入同人刊物《新青年》，但《新青年》却在1917年底因为“不能广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书社“中止”的威胁，如果不是碰上五四运动大潮，这份销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样岌岌可危。 第一份没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维持的报纸，当属邵飘萍的《京报》。 《京报》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飘萍个人言论的力量，如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大声疾呼“必使政府听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自己担任北京大学新闻学讲师，并创办《京报副刊》《莽原》等23个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团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联系。正是遵循邵飘萍的榜样，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新记《大公报》，让“文人办报”“文人论政”成为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