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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乡亦随俗：京号误当地名 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地名命名方式，就像人有官职一样，地名也有职务。我国古代有多京制的现象，为了区分不同的都城，会依其方位，称作某京或某都。地名的这类头衔被叫做“京号”。唐朝有两都：西京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随着时间的流逝，个别深入人心的京号成为流行于朝野的俗名，以至于人们都快遗忘它们的政区本名。受古代中国人影响，西方人也有误当京号为正式地名、通过京号来转写当地地名的现象，Peking这一地名便是典型的例子。
Peking对应的两个汉字是“北京”，但一直到民国，北京的实际政区名从未出现过“北京”。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北京其实是个明朝以来的俗名。今天的南京市，在明朝洪武年间，真正的政区名是应天府，并拥有京师的京号。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变夺得皇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升自己的发迹地北平府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并改统县政区名为“顺天府”。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正式以“顺天府”为京师。而旧都应天府获得留都的名份，京号改称“南京”。南北两京制形成后，因留都为“南京”，京师被对应地有了“北京”的俗名。 1644年清兵入关，迁都北京，原旧都盛京改为留都。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世祖仿效顺天府的命名和建制，在盛京城内设奉天府。如果按照方位，顺天府俗名应该为“南京”，奉天府为“北京”。但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北京”开始与地域挂钩了，成了特指顺天府的地名，民间一直称呼它为“北京”。 那么，为何西方人将“北京”拼作了Peking呢？在我国最早的拼音著作之一、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里的“北”被记作pě，是当时官话读书音“北”的入声念法[pe ]，略似现行汉语拼音be并念短促（收喉塞音）。虽然当时北方话实际口音中已无入声，但是读书音仍旧保留着入声。再是“京”读king[ki ]的由来，它发音如现行汉语拼音ging。《西儒耳目资》里的“京”的声母仍然是舌根音k（汉语拼音g）。 明末开始,北方话中舌根音g、k、h的细音（韵母为i、ü的音节）向舌面音j、q、x转变，出现了舌根音腭化现象。gi、ki、hi的读音分别变成了ji、qi、xi。以“希”字为例，它本来读作hi，类似英语“他”he[hi]的读音；腭化后，读成了xi。相应地，king（ging）就变成了jing。即便如此，我国到清末还存在着一个较为保守的南派官话。它保留了入声和舌根音不腭化的读法。在读书音方面，它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北派官话。于是，近代西洋人受南派官话影响将北京拼做了“Peking”。 在南方，明亡后，应天府失去了南京的头衔，也失去了带“天”字的地名，清政府将其改为江宁府。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南京”已演变成特指江宁府（应天府）的地名，开始与地域挂钩了。这个民间俗名也影响到了西方人，导致他们的地图将清代的江宁府也写成Nanking。1737年，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中国新图集》中的江宁府就被注为“Nanking”，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清朝乾隆二年。 北京和南京并非我国最早出现在西方地图上的京号地名，更早的是一个叫Cansay或Quinsay的京号地名。它们对应的汉字是“行在”，这个“行在”当然不是朱棣的行在，它具体指代的地名是南宋国都临安府，即今天的杭州。南宋在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后，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京号不称为“京城”，只称之为“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次提到的东方最美城市Quinsay就是行在（杭州）。“行在”成了明代以前杭州在西方最为知名的译名，《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Cansay指的即是杭州。 1638年，德国曾出现一幅凭想象描绘杭州城的铜版画《Xuntien alias Quinzay（Hangchow, China）》。原图的Xuntien即顺天，明朝京师的政区名“顺天”府，Quinzay为行在。图名直接翻译是“顺天别名行在”，这当然不妥当。这显然这是西方人曲解了Xuntien的意思，勿误为“京号”的译名，“Xuntien alias Quinzay”全句应译为“京号为行在”。 我国早期地名西文转写大部分是西方人自说自话，画在了地图之上，写在了书籍之中。它们都没遵从名从主人的这一重要原则。这给今人寻找早期拼音对应的地名带来了极大的困惑，挖掘历史真相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即便如此，除了对照地图中的地名位置外；了解一定的语言学知识，对于破获出不少有关地名的真相，也是大有帮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