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子畏莫太伤怀，你虽则数载漂零。可也出没的三春花鸟，嘲笑的五湖风月，比那坐政事堂的受用得多也。【末】二兄说得是。 这其实也是屡试未第的卓人月内心真实状况的投射，郁闷、凄凉，却又以满腹文才时时自相慰藉。 孟称舜、史槃、卓人月等以“唐伯虎点秋香”为题材创作杂剧，其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应该说已在晚明的同题材小说之上。逮至清初，“苏州派”的代表作家朱素臣在此基础上作《文星现》传奇二十六出（今存《古本戏曲丛刊》景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旧钞本），这也成为“一笑”系列文学作品中的巅峰之作。 《文星现》传奇倚赖传奇文体的巨大篇制，将祝允明与何韵仙之韵事、唐伯虎与秋香之韵事合撰为一篇，旁及文徵明、沈周轶事，以四人上应文星而题名《文星现》。就其中的“点秋香”故事而言，其以情为本的思想内容、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均因笔墨增多和作者平民精神、舞台意识的增强而呈显出更深刻的感染力与历史感。然而，论其创新程度却大抵不出之前的三部杂剧之右。从演变的视角着眼，这部传奇之可关注之处在于剧中对以唐、祝为代表的“风流才子”形象的定位与诠释，以及曲文的俗化倾向。 《文星现》的《开场词》中对所谓“出奇玩世四才子”的共性描述十分引人注目： 京兆诗狂，解元酒癖，旗鼓相当。冒风雪、踏歌行乞，兆动红妆。金阊门外，凭窗一笑，喑逗情肠。藏名姓，屈身潭府，故将巧计求凰。祝子查梨乔卖，赚归金钗。激怒松堂两名公，斧柯硬执，大闹维扬。出奇玩世四才子，一样行藏。文星现，一时千载氍氇，敷衍当场。 《开场词》中所夸张描绘的“出奇玩世四才子”之“一样行藏”，也就是作者对于“风流才子”内涵的一种认定和解读。《邀赏》一出中，祝枝山大言“自古奇才奇遇，往往相同”，唐伯虎声称“人生天地间，不害几日相思病，算不得个情种：不害风魔病，算不得个才子”。总之，作者认为“风流才子”应具备奇才、奇情、奇遇。这一基于平民娇子、世俗英雄自我价值认定的表述契合了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及其他小说、戏曲中的“才子”形象，“风流才子”这一文化符号的内涵、外延遂在这一时期相对稳定下来，并流播、影响至今。
（民国）程瞻庐编《唐祝文周四杰传》，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三、“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演变特征及意义 通过上文对于“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在明末清初之演变的详尽考论，可以总结出该故事演变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及意义如下： 其一，故事演变的文学史印记。从明末清初时期“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的历时性演变中可以清晰地见出文学史发展脉络的投影来。“唐伯虎点秋香”故事风行于晚明文言笔记小说，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中，文言笔记小说在文人群体中的受青睐程度，载录有“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的《古今谭概》正是文人参与汇编历代富有市民气息的幽默笑话类笔记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彰显着晚明文人“尚趣”的风习。而“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由文言笔记小说进入白话小说、杂剧，并在《唐解元一笑姻缘》、《花前一笑》中获得了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的新生，这又说明代文言小说创作为白话小说乃至戏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由杂剧创作而进入传奇领域，则表明了晚明文人杂剧的回光返照以及入清后杂剧的式微和传奇的兴盛。临川派作家孟称舜的《花前一笑》承汤显祖的主情思想而情、理对峙，情韵独具；卓人月写《花舫缘》，沾染着晚明文人以戏曲创作浇注块垒、倾泄私愤的习气；到了清初“苏州派”作家朱素臣的《文星现》中，则又充盈着他们所崇尚的平民精神与舞台意识。“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演变以其“年轮”式的表征形态应合了明末清初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 其二，故事在小说、戏曲中演变的非同步性。明末清初时期，“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在小说、戏曲中的演变并非同步进行的。故事出现在小说中的时间要早于出现在戏曲中的时间，然而戏曲中的同题材作品却后来居上，在思想、艺术上均超过了同题材内容的小说。分析个中原因，则主要是由小说、戏曲本身的文体差异造成的。小说常常被古人理解为“史余”，具有“补史之阙”的功能，因此笔记小说凭借着这一独特的文体优势较早介入到这类现实与杜撰之间的才子佳人题材之中。然后，也正是由于“史余”观念的限制和作为历史材料的排他性，“唐伯虎点秋香”故事难以在笔记小说中求得自我突破，真正进入到文艺创作领域而收获思想、艺术上的升华，而是徘徊于文史之间，作简单重复，而白话小说由于文本空间的展开及语言运用上的变化，其情况则要好一些。与此相应的是，冯梦龙、王士祯、梁章钜等明清人对于“唐伯虎点秋香”题材小说的批评也往往纠结于内容的“虚实”问题而不能自拔，绝少针对建立在文学本体上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发问、作评。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充满互动，从史家眼光的理论批评也可窥知“唐伯虎点秋香”题材故事在小说，尤其是文言笔记小说中的生存境况。 与小说正相背离的是该故事在戏曲中的发展情况。“唐伯虎点秋香”题材的戏曲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从思想、艺术上全面赶超同题材小说，也正是有赖于古人对它的文体规定，戏曲被视作“词余”，它是曲、文、剧观念的混成。在这一文体观念的导向下，重视戏曲曲辞的抒情性、戏文的思想性、剧本的叙事性等等文学本位上的标准与要求便成为必然。而这种必然也势必给“唐伯虎点秋香”题材在戏曲中的演绎带来艺术创新上的多种可能性。与此同时，明清人对于“唐伯虎点秋香”题材戏曲的理论批评也主要围绕着文本的思想艺术。当然，也有焦循《剧说》、《曲海总目提要》等以虚实、真伪的本事探究为能事的批评，但毕竟不限于此了。总之，小说、戏曲本身的文体差异是导致“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在小说、戏曲中演变之非同步性的关键所在。 其三，故事演变的地域性。“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的主人公唐寅乃吴门人氏，晚明清初，将这一故事作为题材写入文学作品的作家也多为江浙地区的文人。如周玄暐是昆山人，冯梦龙是苏州人，孟称舜、史槃、卓人月都是浙江人，朱素臣也是苏州人。故事的地域色彩还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故事发生背景的地域限定上。这个故事在不同文人笔下，或发生于吴门与吴兴，或在吴门和金陵，总之均在江南一带，江南地区的清嘉风物于各家文本中亦历历可见。 其四，明末清初时期的故事演变在整个古今演变历程中的定性与地位。正如本文引言所叙，“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的古今演变历时长、头绪繁、形态多，略言之，则明末清初时期的演变历程仅仅是整个演变过程的起始阶段。如果将整个古今演变看作是这一才子佳人典型故事经典化的全过程，这一阶段的演变则可以认定为故事经典化的起点与深入，它为之后该故事在各种文学形态中的持续演化创造了基础条件，设立了基本范形，为理解尔后日趋繁复，甚至有些纷乱的演变历程提供了依据。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俗学博士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