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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乾隆十六年，皇帝第一次下江南。但诸般事宜，在乾隆十四年即已提上议事日程。筹备工作是“旗人事务”，行进路线很大程度上和清初战争重合；途中，还不时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八旗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这一切似乎在刻意向外展示：八旗兵丁仍是那支“无敌之师”。 乾隆当然也精通恩威并举的道理。在“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炫耀武力的同时，他也不断颁布免除赋役的诏旨。皇帝还时不时展示自己对汉人诗文、学术的热情和才华。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下江南之间，乾隆有过一次东巡，特意强调注意避免被“腐朽没落的文化”所腐蚀。 总之，封建统治者心中有一盘无比巨大的棋。对旗人，强化本族意识稳固基本盘；对汉人，暗中提防，但也确实注重轻徭薄赋，以及表示对汉文化的热切认同，从而淡化人们的反抗意识。 一路上，和水较劲 乾隆下江南公开的理由，是有一番说辞的。所谓“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即最重要的是治理黄河水患。自宋代黄河夺淮以来，黄河、淮河以及大运河的河道，三者纠缠不清。由此，河工与一件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密不可分，即通过大运河把南方物资运往北方的漕运。 现在我们知道，要想治本，就要减少河水中的泥沙；要减少泥沙，就要改善上游的植被状况。但在乾隆时期，相关地区正在疯狂地烧山垦殖。 清代大体采取鼓励人口增长、奖掖土地开发的政策。到乾隆年间，平原地区已没有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于是，地方大员纷纷上书，请求允许百姓入山开垦。乾隆七年，皇帝下诏正式推行这一政策，并对新开发的山地免征赋税。 如果当时中国只有稻米、小麦等传统作物，那这个政策的影响也未见得会如此“立竿见影”。因为这些传统作物不太适合在寒冷、干旱的山地生长。但问题在于，美洲的玉米、番薯等作物已经传入。这个环境，对它们来说正是“广阔天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