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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勃 移风易俗是人们有意识促使风俗发生变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内容丰富，十分强调移风易俗的治世价值，在移风易俗的方法上更主张礼教而非法治，格外重视社会上层和国都在移风易俗方面的作用发挥。这些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局限性，但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而言仍具有一定价值。 风俗在古代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 中国古代主要用治乱来概括政治统治的效果。“治世”是人们孜孜以求、努力经营的理想政治目标。但社会现实总是弊端丛生，矛盾重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才能解决社会矛盾、清除弊端以弭乱求治呢？古代社会精英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解答，风俗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它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荀子明确提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之后，许多社会精英都明确表达了对风俗重要性的认知。汉代崔寔将风俗视为“国之诊脉”，认为：“年谷如其肥肤，肥肤虽和，而脉诊不和，诚未足为休。”宋代苏轼更明确将风俗之于国家的意义比作“元气”之于身体之意义：“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概括而言，风俗对于国家治乱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风俗是治乱的表征，风俗的好坏以及风俗的“齐同”与否，是判断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尺。将风俗作好坏的判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做法，人们常用“淳”“醇”“美”“厚”“朴”等形容好风俗；用“薄”“恶”“陋”“漓”“浇”“偷”“浮”“粗”“鄙”“野”“淫”“奢”“黠”等形容坏风俗。风俗齐同是指不同区域的人们拥有整齐划一的习俗。它与“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所代表的风俗淳美一样，也是治世的重要表征。相比之下，各地风俗不一，“州异国殊，情习不同”“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则是“晚世”的特点。 其二，风俗是治乱的原因，风俗好坏与社会治乱兴衰之间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宋代崔敦诗说：“民俗之厚薄，关于天下之治乱。尧舜之民比户皆可封也，所以为治朝；桀纣之民比屋皆可诛也，所以为乱世。”清·蓝鼎元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千古治化，全在风俗，故观于乡而知王道。时雍风动则为唐虞，浇薄嚣凌则为季世。唐虞叔季岂以古今论哉？风俗异也。”陆象山说：“一人之身，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贤人，反是则为愚。一国之俗，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治国，反是则为乱。时之所以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这种风俗事关国家治乱兴衰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心中，求治弭乱的他们面对不理想的现实，很自然就将风俗治理或曰移风易俗当作十分关键的治世之道。而如何将“九州异俗”转化为“六合同风”，即整齐不同地方多种多样的风俗，使之趋向同一；如何将浇风漓俗转化为美风淳俗，即整齐品性参差不一的风俗，使之趋向美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移风易俗实践的两个重要取向。 以法令移风易俗 在如何移风易俗方面，综观之，大致可以概括为法令式与教化式两种主张。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法律政令的惩罚性措施迫使人们改变惯常的做法，后者是通过对教育感化作用使人的审美感、是非观、价值观等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行为层面，导致风俗的变迁和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