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治国思想:求治之道 莫先于正风俗

2018-02-12 20:07:40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张勃 责任编辑:王一 字号:T|T
  教化的手段主要是儒家倡导的礼和乐。荀子说:“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陆贾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董仲舒更明确提出了礼乐教化的概念。作为教化的手段,礼乐常常并举,但礼乐在教化中各有侧重。礼的重点在于明分别异,礼以家庭出身、政治结构中的位置、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家庭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年龄等因素为标准,确定不同人的不同身份、地位以及不同的行为规范,以建立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社会秩序。用礼教化就是让世人明白自己在结构中的身份地位并能够安分守己,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行当行之事,不行所不当行之事。乐的重点在“合同”,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礼乐教化思路下的移风易俗,就是用礼乐统管人心,通过对礼乐的应用使民心向善,促进现实生活中的“坏”风俗向“好”风俗转化,进而达到既贵贱有等、上下有别、士农工商各安其位又能彼此和谐相处的社会有序状态。

  那么如何实行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呢?学校被认为具有重要的作用。董仲舒大力主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以道德礼乐教化风俗。这也为后世的社会精英所主张。

  学校之外,承担教化之责的重要组织是家族。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人首先生活于家族之中。汉代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指导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后世家族往往通过岁时礼仪、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以及社会交往礼仪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家训家规来实现对家族成员(同时也是社会成员)的教化。

  此外,古代移风易俗倡导者们还特别注重上层人物、社会精英在移风易俗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楚王好细腰,城中皆饿死。”他们的作风、好恶深深影响着下层人,对于风俗形成以及移风易俗影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移风易俗必须依靠上层人物的作为才能够成功,如应劭所说“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有鉴于此,移风易俗的倡导者总是将目光锁定在圣人、君主、公卿大夫等上层社会人士身上,视其为风俗好坏的关键所在,并希望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讲礼节,重仁义,并以身作则,率先示范,通过上行下效的路径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京兆作为首善之区,应厘正风俗,以为其它地方的表率

  在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移风易俗的思考中,许多人还发现了首都的巨大影响力,认为首都作为首善之区,应率先厘正风俗,成为道德高地,以为其它地方的表率。如宋人张方平主张:“孝悌本于朝廷,礼义始乎京师……今京师者,宫室所在,王教所先,宜乎其风俗敦厚质固,以表正万邦,使八纮取则,远人知慕。是当以道德为富,而不以繁华为盛。”明人梁潜认为:“京师天下之本也,本固则邦宁……京师首善之地,万国之表,制作之示于天下,必由内以达外,教化之渐被于四方,必自近以及远。”在中国古代社会,首都“有宫阙城池之壮,宗社百官之富,府库甲兵之殷盛,以至于四方贡献,奇货玩宝,靡不辐辏”,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军事中心,位置在其他地方之上,首都人的风俗好尚是其他地方人学习效仿的榜样。如果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是基于人品和社会地位的上行下效,那么“诸夏必取法于京师”,则是基于空间重要性和影响力的上行下效。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从风俗角度入手、通过移风易俗行动以求善治,是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治国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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