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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宋徽宗的《瑞鹤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说成描绘了天空中的20只仙鹤飞临端门，是毫无意义的平面解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则一目了然。徽宗绘此图时，已统治了十二年，但天下并不太平，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如河东连续地震、京畿蝗灾、南方水灾……他倚重蔡京等新党、镇压元祐党人已经搞得朝政动荡，搜刮花石纲把整个江南弄得怨声载道。尤其给京城带来不安的是，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星横扫上空，徽宗认为其朝政阙失已触怒了上苍，一直等待着京城上空能够出现吉兆，六年后的正月十六，祥瑞终于来临了。宋宫的正始之门端门上空出现群鹤盘旋，预兆国运临门，徽宗从“仙禽告瑞”中得知国运“千岁”的吉兆，他精心赶绘是图，这对平定朝廷内外的人心、强化他的统治信念，实在是太重要了。 每一个图像都是历史巨树上的一片树叶，它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某类信息，以图证史是图像与历史的必然结合。如果只停留在欣赏其表现手段和艺术效果，获得感官上的愉悦，那是远远不够的。当今世界美术史界对古代艺术品的研究，已进入了精细化的时代，不能因为解读古画有难度而懒于探索、满足于笼统的平面赏析，也不能因为将图像与历史背景相连接，会有不同的见解而回避历史。我们应当抓住每一个值得研究的图像细节，借鉴逻辑学的思维方式，以历史文献为支点，建立图像考据学，这是解决当今艺术史研究深度难题的途径之一。要弄清古画的原本，说清它的故事，如画家的身世和作画背景、动机和目的，画中的真实内容等，必然会发现一片崭新的古代艺术史天地。并不是只要与古代政治挂上钩，就意味着解读有“深度”了，真正的深度是建立在客观解读的基础之上，从中发现这片树叶与历史之树的联系。中国古代艺术通史不应该是陈陈相袭的著录式账册（有些连著录都够不上），应该有作者的艺术史观和作者独到的视角。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复兴应有的文化心理。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自觉，要熟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这一切都必须从细节做起、从源头做起。一个说不清楚或无视传统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更谈不上民族复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