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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四个重大超越 从全书论述的理论意图上看，福山力图实现四个重大超越：一是借助进化论超越契约论，二是借助社会学超越政治哲学，三是借助中国中心超越西方中心，四是借助现代秩序兴起的多元考察超越辉格史观(即英国是宪政建构的典范)。这样的理论意图，也是前无古人、今罕同道。 福山首先着力分析国家建设导致的政治发展差异。在这一部分，他将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基督教世界的国家等进行了对比性的分析。福山指出，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关系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常数之一。这是一个与非人格化国家的成长相互伴随的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以父系社会的规则为轴心的家族制度，源远流长、根柢不变，并由此塑造了古代中国的财产制度、社会关系甚至政治结构。对于印度，福山认为印度在早期国家建设时走上了一条弯路，一度社会的力量太过强大，以至于限制了国家统一权力的成长。中印两国分别呈现的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强大社会与孱弱国家，构成古代国家建设的瞩目案例。 在对欧洲的分析描述中，福山一方面强调欧洲的政治发展是个例外，这一例外是由于欧洲法治的涌现促成的。另一方面，福山认为法治并不是像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简单地强调产权和合同执行，而是坚信统治者必须依法行事。法律比立法更为重要。普通法成为欧洲主流司法形式就是证明。再一方面，围绕叙任权的斗争，对于教会获得国家般的特征发挥了重大作用。叙任权促使天主教演化为现代化的、等级化的、官僚化的、依法而治的机构，并促使精神领域与世俗领域的明确分离，为现代世俗国家的出场铺平了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