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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清小说读者阶层的研究，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倾力其间，但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持富商阶层、官吏阶层、知识阶层、下层平民为主体论者，聚讼纷纭。倘若换个角度看问题，则是从不同侧面证明了明清小说读者层面之广。 《水浒传》版本有简本、繁本系统之别。简本文字简陋，文学性远逊繁本，因而一向被认为价值不高，但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涂秀虹认为，简本在明代版本众多，书坊显然有利可图才纷纷刻印。也就是说，《水浒传》简本确为当时读者所需。 明代平民的识字率 明代平民阶层是否有足够能力阅读小说？有人从民众识字率的角度提出疑问。涂秀虹说，明代教育的普及使得粗识文墨者较为普遍，应是可信的事实。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谕中书省：“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据嘉靖版《建宁府志》记载，当时建宁府学以及下属各县的县学都经重建并扩大规模，普遍设置社学和义学。建宁府的社学有26所，包括建安县3所、瓯宁县7所、浦城县5所、建阳县3所、松溪县4所、崇安县3所、寿宁县1所。 府志还记载了书院20座，如屏山书院，“嘉靖丙申分巡佥事王庭给拨上冲寺废寺田土苗米一百七十石，与屏山子孙刘煊等收租以供岁时家祭之费，及延师以教子孙之秀而贫者”。有些书院成了义学，如考亭书院就曾为义学。此外，不少人家还有家塾，如白鹤山房，大学士杨荣“游郡庠生时率群季读书其中”。建宁府人口不多，嘉靖十一年（1532年），“户一十万九百一十四，口四十一万九十九”，以人均计算，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算是蛮高的。 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福建沿海地区，教育普及程度更高。崇祯二年（1629年）《闽书·建置志》记载闽中各地的社学设置，当时福州43所、泉州80所、漳州96所。《明史》评价明代教育成效之大，“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据统计，明代全国每一周期培养的初、中级知识分子，包括国子监的学生，将近4.5万人，而到明代末期，全国各地的生员人数达50万人之多。学校教育的普及，必然使社会识字率提高，广大的社会下层中很多人识字。 读“水浒”，玩纸牌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如此说来，《水浒传》的读者主体首先不是缙绅文士阶层，而是广泛的“世人”，无疑包括了大批粗识文墨的人群。 另据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水浒传》）其书，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可见当时《水浒传》非常流行，读者地域广泛，读者群包括了社会各阶层，而传播途径在阅读之外，还包括口诵耳听、纸牌游戏等多种方式。 在《水浒传》及其他小说的传播中，建阳书坊起了重要作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曰：“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种类繁多。其中，《水浒传》的刊本以简本种类数量之多，尤为引人注目。 在现存各简本中，建阳余氏双峰堂万历甲午（1594年）刊本《水浒志传评林》是能确定出版时间的最早的一种，且最为完整。杭州容与堂本则是繁本中现存最早的本子。涂秀虹选择两者参照对比，认为评林本从文本形态、版本形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价格定位等方面，较能满足较为广泛的读者群所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