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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有人说你和张爱玲很像。一是说长相气质，二是指文学上的承继——忧郁，你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潜意识？ 朱文颖：我确实有一些照片和张爱玲的一些照片很像。这很有意思。或许也和我一半的上海生活背景有关。至于“忧郁”这个词，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这个词更像隐喻着某种南方气息。在很多年前我就说过，我的小说肯定是和苏州有关的，它是我的“无底之底。” 扬子晚报：文学梦想是何时产生的，你的独特文风又是怎样形成的，有过规划吗？ 朱文颖：我小时候以及少女时代都是一个内向的孩子，心里想的事情远远地比表现出来的要丰富和复杂。而写作就是有话要说，特别是在于它刚刚萌芽的时候。这或许就是我最初的文学梦想。 梦想更趋向于梦的部分。它未必是可以实现的，但它让人生变得有趣而充实，并且永不厌倦。 至于规划，其实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其实无法规划。比如说，随着年龄和视野的变化，我开始注意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过的题材和领域，比如人的社会性，比如阶级差异。我还悟出了一些与写作风格没有直接联系的道理，比如说：“对生活认知到什么层次，表达也必然在这个层次之内。作家不可能表达自己看不到的东西。”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写作是无法规划的。 扬子晚报：你在“作家”后面还多了“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称谓，艺术感染对作家而言重要吗？ 朱文颖：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批评家，对作家身份都是一种补充或扩展，而非削减。我认为这件事本身带动了我的写作状态。它让我思维更加活跃，视野更为宽广。西方有很多大导演本身就是极棒的作家，或者剧作家，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呈现能力是庞杂的，在各个面和点上互相补充和激发。艺术是相通的，文学的经验和视野一定也可以带入更为宽广的艺术领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