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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诗可以兴”，清初大儒王船山说“能兴者谓之豪杰”。“兴”，意为“起”，引申为今之所谓“感发”“振奋”。让普通人从文艺作品中得到生命的感发和振奋，是传统儒家对于诗教的要求，也是时代对网络、影视等大众艺术的要求。更可贵的是，提出这一要求的是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广大民众。 有创新，亦有认识局限 这些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有所创新，是因为创作者对价值观的认识和呈现都适应了当代社会的新变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关系的悄然转变。《琅琊榜》的主人公跟其辅佐的一代贤君之间，始终是平等的朋友关系，而不是一般宫斗戏里等级分明的主奴关系。该剧的宫斗情节展示了人与人之间“以义合”与“以利合”的观念碰撞。它宣扬的观念是：人与人之间可以有比利益更稳固的纽带，世间也理应有比权力更值得追求的事物。《大圣归来》中的美猴王跟小和尚江流儿之间，也不是原版取经故事里的师徒关系，而是从偶然相遇的陌生人逐渐到生死与共的同伴。这种改变折射着现实的变迁：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义越来越不再系于身份，而在于信念、价值观和心意的契合。不论影视作品的叙事套路是多么的传统，人情世事的推进还需紧密贴合现代观众的生活实际。 其次是价值观念内涵的提升，体现了现代人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要求。当代人越发形成共识的是，文明社会不以武力取胜，而重在心智和意志的较量。智谋无双的梅长苏拖着九死一生的病弱之躯，曾经辉煌的大圣则更像一个内向的邻家少年，他们的过人之处在于内心世界。《琅琊榜》的整个故事都建立在主人公的抉择之上：是平稳地度过余生，还是拼尽残生介入家国大事，实现自我拯救、自我圆满?与经典小说《西游记》相比，电影《大圣归来》也着重强调了孙悟空在降妖除魔中的自我拯救、自我实现。这个历程开始于困境中的自我选择，完成于将自我置之度外的奋勇抗争。这些都是普通人难以达到，却又真心认同和向往的境界。一旦艺术作品营造的意象世界呈现出这种普通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就具有了强大的感染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