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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一则较少受人为力量的侵扰、干涉，二则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不得不产生与外界文化交融的必然与可能，于是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就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西域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草原民族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多维度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强烈的在依守自然基础上的对自然的追逐占有意识，其次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的进取征服的精神，这一方面源于本身物质生产资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又是生产方式的游牧特性所致。游牧本身就是草原民族天下观念的宇宙意识所致，即有水草的地方就是游牧所在之处。《敕勒川》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而引发了中国古代史上经常发生的游牧民族政权对农业政权的掠夺性战争，其手段的直接、凌厉体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征服特征。最后是突出的文化融会、共生，金、元的文化特征和文学追求就是充分的体现。 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险峻、生存的艰难，致使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更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实境遇愈是艰难，精神世界愈是通达深幽。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的别有洞天，特别是上升到哲理探求的境界，而是将原始初民时期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尤其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天”“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专注于外在世界、生存环境对人的生存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当个体身处于自然和社会的挤压之时，他并非逆来顺受，自怨自艾；或者是在自我精神世界中营造一块属于自我的美好园地，而是勇于冲破一切既成政治体制、社会习俗的辖制，以个体的勇敢、智慧、意志重新建立人生存在的理想格局，使富于实践性和冒险性的英雄主义色彩愈发亮丽、夺目。蒙古民族的英雄群体成长就是典型的例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