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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发展由涓涓细流逐步汇成汪洋之势的过程中，草原文化精神无疑是其不断表现和深化的中心。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冰山高耸、草原纵横、大漠连绵、戈壁林立、黄土漫漫，既遥远而神秘，又古朴而苍凉，既充满了醇厚而质朴的色调，又显示着新奇而刺激的魅力，既有悠远牧歌的深远、悠长，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从而导致了草原民族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殊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深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优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绾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一是人的生存对自然的依赖，像成吉思汗的母亲柯额伦靠自然恩赐抚养孩子长大的过程；二是强调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比如分类放牧和草场保护。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 由于草原民族生存具有“动态”和“变化”的特点，所以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就分外突出，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对英雄的崇拜观念。这是一种借助于战争、掠夺以拥有更多斩获之物为标志的力量，是人本身力量的强大、意志的坚定、智慧的超群、能力的出众，是全然建立在对抗基础上的强大。活跃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