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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已经有法与“国家治理”（其时指治平状态）关系的论述，并且出现了财政治理。《周礼疏》有“制灋（法）成治若咎繇”。也即，“汝作士，五刑有服，是咎繇制其刑灋（法），国家治理，故以咎繇拟之。”将律令视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而由中国古代民刑合一体例所决定，这一时期的以法为治主要表现为刑法之治。其与现代意义上从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出发，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布局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此外，还有从历史功绩角度进行的政务致治的记述，《新唐书》：“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旧五代史》有“善博奕者唯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夺牛。誓于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早殄寇雠。”推崇基本的治理规律在致治之美中的重要作用。 《宋史》详细描绘了治理之世所应当具有的状态 宋代尤其重视“治道”、“资政”经验的总结，并细化到具体事务的治理层面，提出“治天下道二”，“未治有四”等治理实施的良谏益策。《宋史》本身就是为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而修纂的，因而，书中详细描绘了治理之世所应当具有的状态，大量记述了治国理政的经验。其中，第三百五十五卷列传第一百一十四总结了治理天下的两种途径，“治天下道二，宽与猛而已。宽过则缓而伤义，猛过则急而伤恩。术虽不同，其蠧政害民，一也。”提出了“未治有四：曰边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内外官政”。并进一步强调了“治道”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故治道不成”，则“万事隳废”。 至元朝，纪传体断代史《元史》将《治典》内容单独成篇；并通过改革币制、治理黄河等一系列举措，展开了中国古代治理实践的有益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