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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治疗期间，周秉和给伯伯和七妈写信汇报：“我又回陕北农村落户了，换了个村，改了个名，就是身体不济生了病，但现在已稍好，请二老放心。”周秉和说，但二老看来是见到自己的来信并不放心，他们肯定是从来信中察觉到了自己的情绪不太好，从部队回农村对自己的打击不会很快恢复过来，自己的病情也让二老惦念，于是七妈亲自操笔给他回信，她在信中说：“伯伯和我觉得能有你这样的侄儿和小六侄女而非常高兴!不知你是否病好?病后身体怎样?我们都在惦着。希望你接信后先来一信告知，以慰我念……”当年，周秉和手捧这封特别的家书，泪流满面。 1972年，全国范围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周秉和听说招生政策里有规定“可教育好的子女”(即父母正接受审查，或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现较好的孩子)也允许上大学。经过报名申请，贫下中农推荐，领导批准，周秉和于当年4月进入清华大学，学习自动化专业。 5月的一个星期天，周秉和时隔三年又在西花厅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伯伯和七妈。伯伯显得更老了，更瘦了，但精神还是那么好，眼睛总是那么有神。周恩来问：“秉和，你这次上大学在家庭出身上虽然符合政策，但是有没有走什么门路呢?”听到周秉和说是贫下中农推荐、招生单位审核批准、正规录取上的大学没有走门路的回答后，周恩来放心地笑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