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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说，在生活上，伯伯对我们一家，都要求极为严格，而生活上的关照又极为深切。“伯伯对我父亲周恩寿工作的安排，一开始就指示父亲的领导说：‘给他的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他说因为他是国务院总理，对自己的弟弟就应严格对待。我全家来到北京安家是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的两间小屋，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根本住不下，伯伯就让我们已经上了学的三个大孩子住到他的家———中南海里的西花厅，而在西花厅，我们也是三个孩子住一间屋里。父母的收入又很低，孩子多，经济上有困难，伯伯就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我们，直到孩子们陆续参加了工作为止。直到伯伯、七妈去世后，从他们卫士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他们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伯伯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占了二分之一!他们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其实，伯伯在世时，我看他着装总是整洁、笔挺，哪知他的内衣、睡衣是补了又补啊!作为纪念，我分到了这样的衣服，我拿在手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伯伯对待至亲的六个侄儿侄女，都像自己孩子一样，要求非常严格。”周秉建回忆说，上学时他们在学校填表格，都不会把伯父的名字写上。哥哥姐姐在郊区上学，都是公交车往返，从来没有派车接送过。“伯伯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一件衬衫总是补了又补，日常饮食从不搞特殊化，即便条件好了，也只是吃一些粗茶淡饭。伯伯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待家人也十分严格，他要求家人凡事要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决不允许家人以权谋私搞特殊，他也从不给家人提供特殊化的条件。”在周恩来的教诲和影响下，周家后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人。 一定要买门票 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和紧张工作，邓颖超曾患过不少慢性病。1952年夏天，邓颖超生病了，身体十分虚弱，住在颐和园听鹂馆后面的一个院落里养病。周秉德在晚年还记得，那会儿伯伯很忙，但也常常忙里偷闲，抽空去看七妈。“去时，他也常常带我们三个孩子，显然是想给七妈添点天伦之乐。当然，这一回回的探望，也得益于伯伯身边工作的叔叔们的催促和安排。在湖边绿荫中走走，坐船在湖上荡荡，这不正是给整天忙碌的伯伯一个最好的、也是难得的休息嘛。” 周秉钧也有相似的记忆：“解放前几十年的艰苦战争年代，七妈患了多种疾病。解放初期，医生一方面为她治疗，一方面安排她到清静、空气新鲜的颐和园去疗养。伯伯带我们去颐和园看七妈时，在园内走路，常与老百姓擦肩而过。那时人少，远处的游人看到，认出了就招招手，近处的就跑过来握握手，说说话，非常自然，非常亲切。” 周秉德等跟在伯伯身后走进颐和园，进门前周恩来总不忘提醒工作人员：一定要买门票。一进院子，孩子们“七妈好”的问候声立即给听鹂馆后面的那个安静小院平添了家的温馨。周恩来在邓颖超屋里坐会儿还没说两句话，邓颖超便笑着提出：“既然到了颐和园，就别闷坐屋里，辜负了大好的湖光山色，走，一块儿到外面转转。”有时她也说：“我天天到湖边散步，今天就不陪你们。恩来，你带孩子们一块儿去划划船吧。”长大了，周秉德才体会出当时是病人的七妈的良苦用心：她体质很弱，照理希望丈夫在屋里陪她坐坐，她出去陪着走那么多路，其实是辛苦的;可是，她更心疼丈夫太忙太累，她宁可自己累点儿，也要陪丈夫在湖边走走，自己实在吃不消时，宁可丈夫少陪自己一会儿，也要让丈夫在大自然里活动活动，换换脑子。周秉德每每回忆起伯伯和七妈的这些往事，就能品味到“相濡以沫”的滋味。 谐趣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北角，由于它小巧玲珑，在颐和园中自成一局，故有“园中之园”之称。周秉德记得，每次去颐和园看七妈，伯伯都一定要去谐趣园走一走。“伯伯、七妈领着我们漫步其间，仿佛置身于一幅精美的山水画中。一次伯伯招呼七妈和我们：来来来，就在这里拍张照片吧!” 直到37年后的1988年，当周秉德第一次踏上淮安故土时，许多往事才找到答案。走进了家乡的勺湖公园和又一勺公园，周秉德立刻觉得那样亲切、眼熟，陡然记起谐趣园，怪不得伯伯对谐趣园那么情有独钟!当年伯伯沿着谐趣园的曲径行走欣赏风景，是不是也在宽慰自己平时无暇念及的思乡之情?这时，周秉德才真正理解伯伯内心深处的那片真情。 “在我看来，伯伯跟家乡的联系，更多体现在口音、饮食习惯等方面。比如，他喜欢吃家乡的淮扬菜，自己还会做。”周秉德记得，1952年8月，伯伯按照苏北老家的规矩，特意安排时间并邀集弟弟周恩寿及在京侄儿、侄女们一起到西花厅为六伯父80大寿祝寿。当时，总理很高兴，不仅带头敬酒，还亲自下厨做了淮安清蒸狮子头等六伯父喜欢吃的家乡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