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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疆 失琉球 1880年7月，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开始了艰难的中俄谈判。大清政府对这次亡羊补牢的谈判准备相当充分：为曾纪泽配备了马格里（Dr. Macartney）、日意格（M. Prosper Giquel）等熟悉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为保持电讯畅通，中央还特别拨款兴建京沪电报线，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国际电报终于延伸到天子脚下； 左宗棠大军将伊犁地区团团包围，一边大练武，一边搞屯田，逐渐转化为生产建设兵团，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则大举采购先进军火。 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相当有利。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年）结束，俄国虽然取胜，但元气大伤。除了英国积极反对俄国在新疆的行动外，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表示反对，它希望俄国将对付德国作为重点。在整个欧洲，除了德国想浑水摸鱼、鼓动俄国东进外，几乎无人愿意看到俄国在新疆有任何收获。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纪泽的外交斡旋进展顺利。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领土方面，俄国向中国归还伊犁，但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贸易方面，俄商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边民国籍方面，伊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持中国籍或迁居俄国加入俄国籍。 尽管并不完美，但如此成果也已经难能可贵，左宗棠高兴地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他赞赏曾纪泽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大清海关的洋干部、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认为：“外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Lord Dufferin）感慨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 未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它已经吞进的土地。” 与此同时，左宗棠再次向中央提议在新疆建省，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新疆终于废止了实行数百年的军府制度，开始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湘军名将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自此，中国在新疆的主权维护更为扎实稳固。 在确保新疆问题顺利解决的同时，大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搁置的策略。 当时，对日俄联手的顾忌是中国的主流意见。李鸿章认为，利用中俄冲突谋取自己的利益，不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国莫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对俄交涉成功，则各国都会暂时死心，对俄交涉若不成功，则各国都会“萌其诡计”。因此，李鸿章主张对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样强 硬，也不必答应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而是采取拖延办法：“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敌人，唯有用 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张之洞也认为，对日应该拖延，“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且应当与日本订立不得助俄之约，等到与俄国交涉完毕，再来从容料理 对日交涉。左宗棠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高喊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征日的建议，不仅“先蹈危机”，而且“虚声震撼”，毫无意义。 李鸿章深刻地指出：“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使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新疆问题解决后，大清国还来不及考虑琉球问题，法国人又染指越南。几经延宕，日本的实力迅速增强，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朝鲜问题也成为焦点，最终连台湾也沦陷于日本之手。琉球问题被不断地搁置再搁置，中国的宗藩体系迅速瓦解，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疆大漠上的狂风。俄国与日本，从此双双成为中国最为凶险的敌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会竭力在表面上轮流扮演出中国好邻居的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