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危急时刻:1880年,抗俄还是抗日?

2016-10-07 09:21:59 来源:人民网 作者:雪珥 责任编辑:吕浩铭 字号:T|T

天山风雨

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统帅三军,入疆平叛。左宗棠的方略,核心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平叛,暂时不触动对俄的伊犁问题。左宗棠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收复乌鲁木齐,这既是俄国人当时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也是稳扎稳打所必需的。

左宗棠在战场上进展顺利,1876年3月,其总部移驻肃州,不久平定了天山北路,而阿古柏的前沿设在达坂城,双方隔岭对峙。

不久,阿古柏病死,左宗棠督促军队加紧进攻,顺利收复喀什噶尔,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平叛任务,取得了晚清军事史上罕见的辉煌胜利。

俄国人看傻了眼,此前毕竟许诺过,只要中国军队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伊犁。此时见中国军队平叛如秋风扫落叶,便开始反悔,赖着伊犁不还了。左宗棠也早有准备,在平叛过程中,有将领就曾建议他趁着俄国与土耳其再次大战的机会,直接攻取伊犁,但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故意留下伊 犁孤城不打,而将伊犁周边地区一举收复,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在军事上也摆出了威慑的阵势。 俄国方面已无法拖延,遂开始与中国谈判归还伊犁的问题。由崇厚率领的大清国代表团于1878年底到达圣彼得堡。俄国要求,如归还伊犁,中国必须补偿俄国军费,在通商方面给予特别优惠,同时还需向俄国割让部分领土。崇厚不待国内批准,就以全权钦差大臣的身份,在俄国提出的《里瓦吉亚条约》(Treaty of Livadia,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等文件上签字。如果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将只能收回一座孤城,而伊犁周边的所有战略要地,都将永久地割让给俄国。 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张之洞就曾指出:“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左宗棠说:“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 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他提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一方面重新谈判,另一方面 积极备战,“诉诸于武力”,并且主动请缨。 全国上下抗俄热情高涨,倒霉的崇厚一回国就被逮捕,从重判处死缓(斩监候)。中俄关系急降到冰点。感到颜面扫地的俄国,一方面在伊犁地区大举增兵、尤其是增强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巡弋渤海和黄海,摆出可能攻击华北腹地的架势,战争风云笼罩中国。

大清政府则一方面派遣经验丰富的驻英公使、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一方面积极备战,左宗棠亲自率军屯驻哈密,随带棺材,以示必死的决心,做好了和战的两手准备。

日本趁火打劫

中俄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东海再度告急:1879年3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将琉球撤蕃置县,琉球国王必须移居东京。琉球问题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了。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1877年)后,日本就屡屡要求琉球废止“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废止藩王接受中国册封的惯例,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琉球今后与中国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务省处分。琉球国王一边与日本软磨硬泡,一边向中国求援。负责对琉球联络的闽浙总督何王景、福建巡抚丁日昌,在转呈琉球国王咨文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对中国并没有大的利益,只是考虑到琉球已经“恭顺”了数百年,“何忍弃诸化外”,如果对琉球的求援“拒之过甚”,那么列强可能会认为中国不能庇护属邦,这将引起属邦的离心离德。根据他们的建议,大清中央命令即将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立即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

何如璋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终将成为中国的大敌,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及中枢机构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

得到国内的指示后,何如璋即开始对日交涉,但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强悍,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日本政府认为,这样的照会是一种“假定的暴言”,深深地伤害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感情,要 求何如璋当面道歉,否则不再继续商谈。

事情至此闹僵,谈判转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中央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何如璋在态度上强硬毫无意义,“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李鸿章在发给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认为何如璋办理外交 “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并且与其副手也难以和睦相处,“出好兴戎”,过于“冒失”。外交第一线的何如璋与外交决策机构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开始武装对峙后,日本趁机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请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中日之间居间调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条约》,证明中国早已承认琉球是日本所属,格兰特也无奈,其华裔随员在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陈“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

在格兰特调停后,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而中国则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 多次拉锯之后,新疆问题再度进入关键阶段,种种迹象也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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