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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杨其昌部队被缩编为暂编第5旅，由晃县开回黔东南，驻防玉屏、清溪一线拦截红军。部队移驻新区时正值严冬，军队衣饷无着，军官士兵怨声载道。杨其昌借口队伍难维持，以怕出事为名，调回驻玉屏、怀化的蒲世胜团，让出贺龙必经之路，并派人通知刚在石阡上任才几天的县长刘树槐(杨其昌的老部下)设法退出石阡，回避红军。此外，他同时还向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和驻黔绥靖主任薛岳虚报军情，以利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1月顺利通过杨其昌部驻地。 革命情怀，深情厚谊 1936年2月，杨其昌辞职回川，任重庆行辕少将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其昌开始经营工商，在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鱼洞溪开设黑色火药厂，专供重庆开凿防空隧道之用;在南川开设“三一”纺纱厂，供应军需;同时在老家长寿设立“久源铁厂”冶炼生铁，支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杨其昌关闭了经营的3个军需工厂，将资金转移，用作支援人民战争的经费。 1949年9月，杨其昌被逮捕，囚于重庆白公馆。11月27日晚，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屠杀。杨其昌、罗广斌等19人于次日凌晨1点，在看守杨钦典的协助下，打开牢门逃出白公馆。 新中国成立后，在贺龙的推荐下，杨其昌先后被任命为川东行署委员、工商厅副厅长、工业厅副厅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涪陵专员公署副专员等职。每次到成都开会，杨其昌都要到贺龙家去拜访。每次相见，贺龙总是激励杨其昌走革命的光明大道。 “文革”期间，贺龙被诬陷为“土匪”“军阀”“二月兵变的罪魁祸首”。林彪下令“认真审查一下贺龙与杨其昌的关系”。“贺龙专案组”派人到涪陵，把杨其昌关进监狱，隔离审查。监狱中，专案组要杨其昌按他们的指供写材料，让杨其昌承认和贺龙的关系是“土匪关系”。杨其昌怒不可遏，指着这伙人说：“在北伐中我和贺龙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关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是受贺龙教育，由不自觉到自觉反蒋的一个民革成员，我们不是土匪关系，是朋友，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关系。我没有什么可写的。” 1969年6月，贺龙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贺龙得以平反昭雪，杨其昌也随之重见天日。1984年7月，杨其昌病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