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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鼎之作 恢复法制建设之初，我国各大法律院校急需一本专业权威的教材，而这项任务既紧迫，又艰巨。1981年，一批在全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刑法学者云集北京。受司法部委托，他们共同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高先生被推荐为该书主编。 经过高先生和其他作者的共同努力，“文革”十年动乱后第一部权威的刑法教科书——《刑法学》，于1982年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1984年作局部修订后再版，前后发行百余万册。 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刑法学》荣获1988年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双重殊荣”，在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上起到了奠基的重要作用。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刑法学教学和科研需要，1987年，在当时国家教委的组织下，高先生又受命主持编写一部供高等院校法学专业适用的新教材。这部名为《中国刑法学》的教科书于1989年面世，1992年11月荣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从1981年至1996年，高先生共主编过本科、自学高考、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6部，堪称中国当时主编刑法学教材层次最高、数量最多的学者。 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后，短短三年时间，高先生主编修订出版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指定教材《刑法学（新编本）》、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新编中国刑法学》、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刑法学》等四部重量级教材，再次引起学界的注目和读者的赞赏。 在从事刑法学教材建设的过程中，高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刑法学教材建设的基本理论。他指出，要编好一部教材，除了贯彻“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资料）和“三性”（科学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的写作要求外，还必须处理好刑法学体系与刑法典体系、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全面论述与重点突出以及编写教材与便利教师使用教材的关系。 高先生著述等身。1993年，他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出版，填补了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1994年10月，他主编的刑法学法学巨著《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堪称中国刑法学的扛鼎之作。 《刑法学原理》以其高品位的学术水平和突出的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6年再度荣膺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直至92岁高龄，高先生仍担任主编，出版《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对实务中虚假诉讼罪以及考试舞弊犯罪进行研究，更不乏网络犯罪以及人工智能问题。 高先生始终强调，学者的责任和使命就在于追求真理，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先生一生之学问，都紧密关注中国实际。他曾谈起在参与立法的调研中，有时要与服刑人员谈话，“这些实际的状况，当时对我是有冲击、有震撼的。不能以书本知识来代替实际状况，还是要脚踏实地，了解一些实际状况，知道中国的一些具体国情、社情”。 高先生认为，刑法立法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光有政策的指导和理论的贯通是不够的。在制定和修改刑法中，立法技术也相当重要。他指出，立法规定要方便公民学习法律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不能让人对法律规定无所适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