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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物保护法令。 “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斩断魔爪，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郑振铎如是说。 年轻的谢辰生最初对文物法规一无所知，郑振铎手把手教他，将大量古今中外的材料交给他参考，告诉他法律的精神是什么。就这样，在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谢辰生开始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保护的政令法规。 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法令颁布后，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很快得到遏制。这标志着过去听任中国珍贵文物大量外流的时代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文物被破坏、被盗掘、被走私的历史结束了。 谢老回忆道，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国家进行的大规模文物保护管理和考古发掘工作开始展开了。 1953年，中国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配合基本建设，这年10月，政务院下发了由郑振铎亲自起草的《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56年，又下发了由谢辰生起草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 随着建设的发展，国家进一步提出“既对文物保护有利，又对基本建设有利”和“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方针。谢老回忆说，1954年对北海团城的保护，是执行这一方针最好的例证。当时，北京市在拓宽马路的计划中，要拆掉有着800年历史的北海团城，郑振铎先生坚决反对，梁思成也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反对。195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突访团城实地考察，在团城足足坐了两个小时，最后说：“拓宽马路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拆团城。”总理最终决定将一街之隔的国务院的围墙向南退了20米，保住了团城。 1956年，关于是否拆除北京城墙的争论很激烈，谢辰生和罗哲文都坚决反对拆城墙，他们被称作“城墙派”。谢辰生主张，“凡是可拆可不拆、或非在今天就拆不可的东西，应‘刀下留人’，多展开讨论，甚至多留几天、或几年再动手。”甚至在辩论中，他提出“宁可多保，不使错拆”。 为此，谢辰生执笔起草了文化部建议国务院保护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的报告，尽管北京城墙没保住，成为他至今的遗憾，但所幸却保住了西安城墙。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西安城墙赫然在列。 “为什么要保护文物？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毁了，依附在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断根丢魂？”谢先生说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