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在牛津最感头痛的功课

《伊利亚特》哈瓦拉本，2世纪。牛津博德利图书馆藏

　　苏杰 王弢

　　在中西文献学比较研究中，关键术语译名的厘定是基础也是难点。Palaeography，我们以前“仍旧贯”译为“古文书学”，也有人译为“古文字学”，都不是特别准确。经过反复考虑，我们主张译为“古字体学”，并在今年推出的《抄工与学者》中译本修订版中做了相应改动。这里简单谈谈理由。

　　何以曾作“古文书学”

　　中国利用雕版印刷复制传播文本，自宋代起就基本取代了抄写传播，宋版所依据的前代抄本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西方则是从15世纪开始用金属活字印刷复制传播文本，其所依据的古抄本，很多都还存世。中国古代典籍校勘，最早的证据，一般是所谓“宋刊元椠”。为了鉴别版本的时代早晚，于是有所谓“版本学”。相比起来，西方古代典籍的校勘，证据的主体是尚多有存世的古抄本。为了鉴别这些抄本的时代早晚，则有所谓“抄本之学（the study of manuscripts）”。

　　对抄本时代早晚的判定，主要依据各个时代的文字书写的特点，所以这门学问就被叫作palaeography，以前多被译为“古文书学”。除了文字书写的特点外，作为册叶形式的古抄本，其组成结构也有特点；相关研究后来成为“册子本学”（codicology）。可以说，西方对古抄本的研究和鉴别，以“古文书学”为主，以“册子本学”为辅，两者结合，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版本学”。

　　中国的版本学，已被称为“绝学”，与之相当的西方关于古抄本的学问，就更令中国人望而生畏了。钱锺书早年在牛津大学曾学习过这门课程，甚至还补考过。杨绛在《我们仨》中有生动的记述：

　　司徒（亚）是同学院同读B.Litt学位的同学，他和锺书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一是古文书学（Paleography），一是订书学。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课本上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两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我面前，说课本岂有此理。我是女人，对于折纸钉线类事较易理解。我指出他们折反了。课本上画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两人恍然，果然折对了。他们就拉我一同学古文书学。我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针尖点着一个个字认。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渐变形。

　　显然，所谓“订书学”，应该就是“册子本学”；而“古文书学”，主要是关于字母书写形式的历史演变。

　　杨绛没有给出“订书学”的英文名称，是有原因的。codicology一词从法语进入英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述及钱锺书在牛津的学习经历，把杨绛笔下的“两门功课”当作一门课程：

　　惟最令他讨厌的一门课是paleography。这门课程本身非常枯燥乏味，主要作业是从古代的书写方法来辨认作者手稿，从手稿来鉴定作者书写的年代。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全靠这种方法来鉴定。对欧洲学者来说，这是训练治学的初步，且至为重要。这种鉴定无实用价值，英人天性保守，墨守成规，所以钱锺书必须修这门课。钱锺书的作业指定读自11世纪以来，学者留下来的手稿，及装订书籍的方法……

　　这段叙述，说这门学问的核心是“鉴定”“书写的年代”，将其与“版本学”（“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相对照，无疑是对的。

　　说“装订书籍的方法”是这门课程内容的一部分，也不无道理。我们请教过牛津大学讲授这方面知识的教授、《抄工与学者》的作者之一N.G.威尔逊，他也认为只是一门课程。至于牛津大学当时这门课程的任课教授是谁，我们向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档案馆馆长求证，她回复说应当是伊利亚斯·洛威（Elias Lowe，1879—1969）。值得一提的是，洛威教授是离任在即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外曾祖父。

　　叙述中最大的问题，是其频频提到的“作者手稿”。英文manuscript固然可以指作者手稿，但在写本书时代，更多情况下其实是指抄本。作者的时代是确定的，一般不需要通过手稿来判定其撰写年代。要鉴定的，是作者身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所制作的抄本书的“书写年代”，并以此来判定其文本的相对可靠性。

　　说“这种鉴定无实用价值，英人天性保守，墨守成规”，也完全不对。在西方这门学问的历史也并不长，但在考据实践中却极有价值。《抄工与学者》在论及16世纪著名学者伊拉斯谟时指出，由于伊拉斯谟在“古文书学”知识上的不足，尽管其所拥有的抄本中颇饶古本，却往往选择后出的庸劣抄本，从而限制了其在文本校勘上的成就。

　　一直到17世纪末，学者们才开始对各个时代抄本的文字书写特点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缘由。

　　17世纪末，在耶稣会和本笃会之间爆发了论战。有耶稣会士撰文指出，据称是646年梅罗文加王朝颁给本笃会的特许状是伪作。本笃会士让·马比荣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各种特许状，系统总结出检验中世纪文书真伪的一系列标准，撰成《文书研究》（De re diplomatica）一书。后来伯纳德·蒙弗贡在马比荣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单个字母形体的历史演变，将其知识和方法运用到希腊抄本书的研究和鉴别上，撰成《希腊古文书学》（Palaeographia graeca），为古抄本的年代鉴定奠定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按照前人通常的做法将palaeography译为“古文书学”，同时将diplomatics译为“文书学”，其实是有问题的。首先，“文书”一词存在歧解，一个指“字”或“书写”（graph），一个指“公文”或“文书”（diploma）。其次，在西文中diplo matics和palaeography判然有别，尽管两者渊源极深。第三，日本受西学影响所形成的“古文书学”，单指研究公文文书的学问。最后，现在中国关于官府文书、民间契约文书等的研究日益成为热点，在这种情形下继续将研究文字书写时代特点的palaeography与之同称为“古文书学”，的确有欠分明。

　　又何以作“古文字学”

　　Palaeography很早也被译为“古文字学”。姚从吾1934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研究法”课程，在讲义中就将德语词“Paläographie”译为“古文字学”。

　　今天来看，这个译法虽然可以将其与相当于“古公文学”的“古文书学”区别开来，但是却容易与中国的“古文字学”混为一谈，而中国的古文字学与西方的palaeography非常不同。

　　一是两者核心任务不同。正如2021年11月威尔逊在其题为“作为辅助学科的palaeography”的讲座中所指出的，这个学科的宗旨主要在于通过厘清各个时期文字书写的风格特点，判定相关抄本的抄写年代，这与中国古文字学完全不同。中国的古文字材料，大多是各种形式的出土文献，其书写年代基本上是已经确定的。如吉林大学林沄教授指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是待识的先秦文字，其任务是识读未识及误释的先秦文字。”

　　二是两者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中国的文字学学科体系颇为复杂纠葛。从逻辑上讲，文字学可分为普通文字学和具体文字学，而具体文字学则包括各种语言的文字学，其中“汉语文字学”就是“汉字学”。学界认为汉字学可以分为“古汉字学、传统汉字学、近代汉字学、现代汉字学、汉字发展史、汉字传播学、应用汉字学”。如果中西对标，欧洲的palaeography大约相当于“汉字发展史”的“应用性学问”，而不是“古汉字学”。从现实看，“汉字学”在中国往往被称为“文字学”，而“古汉字学”被称为“古文字学”。近年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古文字学”成为显学，几乎有枝大于本之势。

　　用中国学界当前的术语来说，palaeography属于“文字学”，不属于“古文字学”。

　　定名“古字体学”

　　我们认为，palaeography译为“古字体学”比较准确得宜。

　　汉字是表意文字，实际交流所用的文字系统有数千单字。先秦出土文献中的未识字，是当时文字系统的未发之覆。考释者排比相关字形，以观其同，以求其音读语义，是对当时文字系统的厘清和完善，故而中国学者对先秦未识字的考释关乎“文字”，是“古文字学”。

　　西方使用表音文字，其文字系统只有二十几个字母。西方中世纪写本的字体随着时地改变而各有特点。研究者排比字形，以辨其异，借以判定相关写本书写的时代或地域。西方palaeography关注的是字母的具体书写，在现代汉语中相对应的是“字”。

　　此外，表示具体书写的“字”，与表示书写系统的“文字”在运用上有所歧互。在现代汉语里，“这个人的字很好”，是指书法；“这个人的文字很好”，一般是指文笔。

　　与Palaeography相关的是前者。为了沿用前人的“古文书学”译名，我们曾经将“文书”解释为“文字书写”，总归还是不妥。称作“古字学”也不成话。如果用一个复音词来代替“字”，那么“字体”是最合适的选择。

　　根据《辞海》，“字体”是文字的不同体式，既指汉字发展史上篆书、隶书、草书、行书等等风格大类，也指有代表性的著名书法家所形成的风格独特的书体。按照北师大王宁教授的说法，前者是宏观意义上的字体，后者是微观意义上的字体。循此以论，每个人的笔迹都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字体。

　　与文字相对应的语言，也存在类似情形。语言的具体运用存在不同层次的风格特点，称之为方言。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运用特点，有时称作“口音”（accent），在语言学上也被称为“个人方言”（idiolect）。既然可以有“个人方言”，那就也可以有“个人字体”。

　　在所谓“法律证据科学”（forensic sciences）中，有所谓“语言指纹鉴定”，即可以通过“个人方言”来判断某个文本的作者是谁。当然也有笔迹鉴定，以确定具体书证材料究竟是何人所书写。

　　同样的道理，对于古代写本中的字体，从理论上讲，如果资料足够丰富，也是可以判定抄写者究竟是谁的。个人书写风格互相影响，因而一个团体，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书写应该也有总括的风格特点，成为各个层级的“字体”（比照不同层级的“方言”）。而“古字体学”，就是要通过对这些字体特点的研究，判定相关写本的书写时代、地域，甚至具体书写人是谁，从而确定相关写本在文本校勘考据时的相对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字体学”成为为文本校勘服务的“辅助学科”。

　　总之，将西方的palaeography译为“古字体学”，一可以与研究公文文书的“古文书学”相区分，二可以与破译考释出土文献中未识字的中国古文字学相区别，三可以彰显其通过厘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个人的字体来确定古代抄本的时代、地域甚至书写者这一核心宗旨，因而是准确得宜的。

　　中国虽然还没有“古字体学”这个术语，但是，在浙大张涌泉教授为倡导建立“写本文献学”而撰写的《敦煌写本文献学》一书中，“字体”是其核心章节之一，而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在讨论版本鉴别时，首先讨论“字体”，认为字体“在版本各种现象中是最精最主要的现象”。可以说，在写本文献和刻本文献的研究和鉴定方面，“古字体学”是一个呼之欲出的名词，是学科的一个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