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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镇
历史烟云远去，知道叶恭绰的人可谓凤毛麟爪，知道叶先生是农工党员的人更是寥寥。他一生过得轰轰烈烈，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终生不渝，曾出任广州政府财政部长、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南京政府铁道部部长，交通大学首任校长，是我国近代交通工业的先驱；另有学者评价，叶先生在民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力仅次于蔡元培，是我国20世纪成就卓著的文化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委任众多职务，但笔者最看重的是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因为画院是国家一项开宗立业的事业，因为文化是叶先生留给历史最厚重的遗产。 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叶先生字裕甫，又字玉甫、誉虎，号遐庵，晚号遐翁，1881年出生在北京米市胡同祖父叶衍兰的寓所，祖籍广东番禺。他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自25岁入仕晚清邮传部，历经北洋、广州、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朝，每朝都是政绩迭出。他又是向往民主崇拜革命的士大夫。参与推翻晚清王朝，为袁世凯撰写大总统就职誓词，但看到袁世凯称帝，又宁可弃职也要发声反对。他人生最为自豪的是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投奔广州政府拥戴共和。 1912年，孙中山首入北京，对袁世凯言：“你练精兵十万人，我筑铁路十万里。”遂与铁路总局局长叶恭绰会晤。二人同心共胆即成同志。自此，叶恭绰将孙中山尊为精神导师，将“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的教诲立为践行之路。 1923年，为保共和不败，孙中山三入广州大元帅府就职，电召叶恭绰来穗议事。叶恭绰从日本流亡地赶到广州，正遇军阀沈鸿英叛乱，城中枪声大作。在大元帅府内孙中山言：“君如怯，可先回香港。”叶答：“如怕死，既不来矣！”乱平，孙中山又言：“一切政务事务交君主持，我专务其大者远者，何如？”叶恭绰惶恐。孙中山再请：“今孤守广州，财源将竭。”“先生感其意，终身不忘。”叶恭绰掌铁路素有财神盛名，临危受命，数日后竟筹洋二十万，顿解孙中山之困。 叶恭绰领命出任广东政府财政部长，孙中山胆气陡增，率军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战事胶着，久攻不下。孙中山连发两信给叶恭绰，道：“倘财政之困难能解决，则军事敢说必有把握。”“我不灭敌，则为敌灭。故于此时紧急成败之交，不得不赖兄格外尽力。”叶恭绰不负所望，以孤身之力，一谋统一广东财政，二谋发行债券，三谋统一税收，四谋改革军费发放办法，五谋夺外国使团粤海关关税。先生奇才，五谋皆成，广东形势如云破日出，豁然开朗。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再赴北京商议共和，病殁。叶恭绰悲痛欲绝，见政治混沌，遂辞官遁世，专事国学。1929年5月，孙中山遗体运抵南京安葬，身无官职的叶恭绰以总理故亲的身份参加了奉安大典。国父虽安，叶恭绰依旧无法平定心中的思念。适逢南京计划大修中山陵四周景致，叶恭绰捐五千元请求建一座纪念国父的亭子，以寄托他的哀思。亭址选在中山陵东面二道沟的一片开阔地上，建成，先生题“仰止亭”，取《诗经小雅·车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句。先生又在亭四周遍植梅花，荒地遂成梅园。 仰止亭是中山陵唯一一座个人捐建的纪念建筑，令年轻失夫的宋庆龄甚为感动。当年在大元帅府的枪声中与孙中山并肩而战，再造了叶恭绰的思想，他的灵魂也与孙中山融在了一起。他要与导师生死相随，仰止亭就是他的寄托。或者他还有远谋于心，那就且看未来历史的安排。
上海开启艺术人生 叶恭绰家学渊源，曾祖叶英华，祖父叶衍兰、父亲叶佩琮皆有文坛显名，在金石、书画、诗赋诸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曾为广东三大词家之一的祖父叶衍兰，咸丰进士，官至军机处章京，叶恭绰四岁时为其开蒙，始学四书，父叶佩琮辅教。他内敛寡言，不愿与同龄儿伴戏耍，只喜读书。七岁时尊祖父命拜表兄任世杰为师，从学三年，同学者胡汉民。是岁，父出题“春雨”，他随吟出“几夕无明月，轻阴正酿春”句，令叶衍兰大喜。十一岁时，因二伯父叶佩玱无后，祖父将他过继给叶佩玱为嗣子。叶佩玱善声律，精训诂，通历史，书法崇乾嘉碑学大师邓石如，久有高名，使得他从幼年便获得了门类众多的文化滋养。 1901年，叶恭绰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彼时，中国正处在大动荡大变局的前夜，庚子之乱，洋人持强，国人持辱，晚清败落，黑暗已待曦光。仕学馆附属于大学堂，是光绪戊戌新政催生的果实，它欲替代科举，用现代教育培育官员，因而入学便是入仕。少年存志的叶恭绰早就怀有救天下之心，入馆求功名也就成了他必行的道路。回顾他的一生，无需为他入仕的得失评说，他正是在官场认识到新旧交替的历史规律，选择了孙中山的道路。 我们还是笔归要旨，记述他的文化人生吧。 闲云野鹤的叶恭绰实际上1931年还曾被孙科组阁拉到南京政府做了铁道部长，但仅一个月，他便被南京官场的现实击醒，挂印封金，真正离开了仕途，开始了幽情逸韵的文化人生。他的灵魂还是采菊东篱、悠然南山的古之士大夫啊。 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解甲归文的结庐之地，根本的原因是，上世纪初叶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犹如大海可以酣畅遨游。 1925年11月辞职后，他做了几件影响文化史的大事。 1928年寓居上海后，他深感中国画的衰落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冲击，拥护重振中国画精神的口号，在上海与黄霭农、张善孖、马公愚、吴待秋、郑曼青等人发起筹建中国文艺学院，其后，他又邀请黄宾虹出面组织，于1930年正式招生，在沪名画家悉数出任教授，先生更是执教于堂。 1929年初，由南京教育部出面，蔡元培领衔，组织筹备全国美术展览会，邀请先生主持作品征集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府出面组织的首次全国画展，南北画家无不振奋鼓舞，所送作品者如过江之鲫。为选上乘之作，先生以众望之身鞠躬尽瘁，率征集部诸君鉴别斟酌，使征集极富，最终选出515名画家的各门类作品1109件。是年4月10日，首届全国美展在上海开幕，盛况空前。先生铁面，终得史名。 全国画展的成功令中国画坛一时各类画展此起彼伏，画家联谊活动更是层出不穷，绘画艺术出现了辛亥后从未有过的繁荣。叶恭绰审时度势，认为画家有必要联合起来组织全国性的书画团体。1930年1月，叶恭绰找到黄宾虹，商议中国画会之事。经过多次商议，于是年7月，由曾加入同盟会，后弃政从文的好友陆丹林起草《国画家亟应联合》的组会宣言。1932年6月，中国画会在上海成立。由民间组织全国性的画会是件繁复而浩大的工作，历史烟云散去，再回望此事件，惟叶恭绰这样曾站在高山俯视众生又落入平川的文人，方能有如此的见识与胆略。 随着以上海为中心绘画艺术的繁荣，与国际的交流也成为中国艺术家的必然诉求。自1929年始至抗战爆发，各类画展便络绎不绝地从上海走出国门。尤其以政府名义筹办的画展，每当出国前或归国后，都要在上海举办汇报展，在民众中产生强烈的文化冲击。叶恭绰则是所有国家级出国展的主要筹备领导者，并且担任鉴定的主官。 叶恭绰作为通晓古今的学者，在上海这座凝聚着中国文化精髓的大都市，犹如潜龙入水将他的才华发挥到极致，不仅金石书画，在文物收藏、艺术鉴定、诗词歌赋，治学、考古，佛学等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大批文化名人，结社、雅集，成为沪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是在上海时期，他写作了大量文化随笔，汇编入《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两书，为我国现代文化史留下珍贵的资料。 叶恭绰到上海后，结识了一大批影响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朋友，不仅向他打开了上海的文化大门，而且将他如清溪入海般融入到中国文化的海洋。最为称道的是与吴湖帆的交往，被画史记录为绝代之谊。 吴湖帆，1894年生于苏州，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画家之一，吴门画派最后的领军者，继吴昌硕后海上画派的盟主。叶恭绰与吴湖帆结谊后，在绘画与收藏、鉴定诸艺收获颇多，而吴湖帆则在书艺、词学向他多有受教。记载颇多，笔者不赘，只取几则解本文之议。 宋刊本《梅花喜神谱》是江南第一大斋室与授徒教堂“梅景书屋”的镇斋之宝，吴湖帆与妻子潘静淑爱情的见证。先生词有大名，吴湖帆与先生初识，便为《梅花喜神谱》向先生索词。先生重义，笔随情移，作《疏影》一首相赠，有“休问枝头幻否，未开哪有谢”句，直追易安，沪上传诵。 先生受聘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专事书画整理鉴定。抗战爆发，文物南迁，落脚上海。吴湖帆虽古书画名冠江南，毕竟南迁之作为国之上品，听得文物开箱，便恳请先生前往一览。先生婉拒，道，仅为去潮耳，再待机会。恰有选南迁文物送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之举，先生与吴湖帆共为审查委员，全权书画之选择。吴湖帆饱览故宫至宝，眼界顿上云霄。 南迁故宫旧藏有《江帆山市图》，无名，却色墨雅致，气韵高古。先生细品，定为北宋名家燕文贵作。请吴湖帆鉴，吴湖帆意同。两年后，先生邀请吴湖帆弟子徐邦达掌上海文献展览古书画征集要职，徐氏名声大噪。一日，徐氏访师，吴湖帆再请弟子鉴定《江帆山市图》，徐氏力挺师所鉴。解宋元古作之谜是民国时期画界的大事件，吴湖帆听弟子语狂喜，言曰：“盖定此画为燕文贵者，遐庵第一人也！”吴公品高，二人莲心可鉴。
寄情书画蕴精神 叶恭绰的艺术最高成就集于书法，在我国现代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被誉为无冕之王。但在溯源他的书法艺术流自何方时，常为找不到他的师传而困惑。其实，他的祖父叶衍兰为其开蒙后，生父叶佩琮、嗣父叶佩玱都先后辅佐叶衍兰传艺于他。 对于书艺的成长，应源于他丰富的阅历、高质的收藏与不断攀登的学问。前半生波澜壮阔的经历，让他对历史与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沉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化到笔端，那种浑厚的韵味便远非浅薄书家能够学到的。叶家祖上的古书画收藏本有成，入仕后他对古人书法作品的收藏更是倾尽心力，且多为神品，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黄庭坚的《伏波神词诗》，赵孟頫的《胆巴碑》墨迹，均是他的珍藏,这让他能够临学到名家真迹，自然品高而博识。 叶恭绰的书法艺术取法赵孟頫、赵子昂、褚遂良和魏碑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个性灼然，虽无叶体之说，却有叶体之实。其字既雄浑遒劲，又灵动飞扬，挺拔中蕴含着柔韧，严谨中散发着爽趣，摆脱了明清以来的正统八股之风，虽满纸文气，却又清新扑面，承古却又饱含时代之风，，且正、行、草、隶、篆均工，都具大家的气魄。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自谦是他的学生，称赞其书法“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 叶恭绰自1926年便参加故宫文物的保护与整理，首任博物院维持会副会长，继为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书画的整理鉴定。“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南迁，他又担负南迁书画的鉴定。文物初到上海，为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南京政府决定选送一批故宫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他再次负责书画作品的挑选鉴定。为故宫服务的十余年间，他遍阅了宋元以来最高品级的书画，眼界之高如立青云，凝于笔端便如流泉穿涧，奔腾至海。 叶恭绰的绘画能够登堂入室，还得益于结识到一群堪称民国画坛宗师级的朋友，尤其被誉为海派画坛盟主的吴湖帆和享誉南北画坛的张大千。 1932年初冬，叶恭绰与张大千、张善仔兄弟先后入住苏州网师园，作为书画交友的别业，大千、善仔住西花园，叶恭绰住园东，每日高朋满座，闲来作画吟诗，好不快活。一日，叶恭绰到大千处作客，见大千满面愁容，询问，知大千青年时好赌，某次在上海赌输，将传家之宝王羲之的《曹娥碑》抵债。十年后，张母在病危中询问《曹娥碑》，大千慌乱中说放到苏州，母亲坚持要看，大千只得回苏州，可尘世茫茫哪还找得到《曹娥碑》的下落?叶恭绰得知缘由大笑，告他《曹娥碑》已经被他购到怀中。大千大喜，要出资购回，哪晓叶恭绰分文不取，完璧相赠。 又日，叶恭绰访大千，见室内画案纸已铺就，便提笔作画，扫竹一支。大千看罢惊叹：“真为李蓟丘、柯丹丘复生也！”李蓟丘名衎，柯丹生名九思，均为元代大家，善画竹，后世六百年来画竹者，无不将二人尊为上师。叶恭绰喜竹，是以竹自勉，为此多年习仿丹丘，如此被大千赞誉后，信心倍增，更日益精研，终成北斗。
叶恭绰推崇画为心声的理念，所画作品多为松竹梅兰，以彰显他的高风亮节。抗战时期，他先移居香港，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伪政权要他组织伪文化协会，被他拒绝，继而又相继给他广东省省长、华南政府主席的高位，仍被他一一拒绝。1942年在友人的帮助下举家逃离香港迁居上海租界，不料汪伪政府又找上门来要他出任伪职，他仍不从。此时，因在日寇的魔爪下搬迁，家资荡尽，生活困顿，但他宁以卖画为生，也决不低头为侵略者服务，坚守爱国本性，伏案所画松竹梅兰更显他的风骨。因其作品散发的刚正气节，被孤岛中的市民所喜爱，争相购买收藏，助他度过难关。他的画以墨竹最精，在一题跋中他写道：“昔人谓画兰竹有别才，其实精神所寄，不拘绳墨，则有之。”因此叶恭绰的墨竹一直被藏家追捧，有记载一幅墨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卖到500元，连张大千也曾买入收藏。 叶恭绰作为收藏家更可名垂青史。西周青铜器毛公鼎是国之重器，1851年在陕西出土后便处于不停的漂泊中。民国初年，毛公鼎被典押在天津俄国人开办的银行中，为防止流失海外，叶恭绰凑尽家财将其买下。抗战爆发，叶恭绰避难香港，临行前将所藏文物装入七大箱秘密存入英租界一家仓库中。日军占领上海后，一亲属争夺叶的上海财产引起诉讼，叶恭绰担忧毛公鼎的安危，急令侄儿叶公超到上海保护毛公鼎。日本宪兵得到毛公鼎的消息后，搜查叶宅，毛公鼎已抢先转移出去。叶公超被抓，九死一生，但毛公鼎保存了下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首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 1948年，叶恭绰与众多社会贤达的一样，为躲避内战的炮火来到香港避难。此时，农工党第三任领导人章伯钧已经与沈钧儒在香港一起领导了民盟的恢复工作，在民主人士中有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章伯钧酷爱书画艺术，与叶恭绰有了交往，加之章伯钧奔放的性格与叶恭绰很契合，俩人的关系也密切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被任命为交通部长，自然想到这位交通工业先驱的老友。在章伯钧的促成下，周恩来总理亲笔书信邀请叶恭绰回大陆，叶恭绰欣然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家的建设，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委；1954年，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常委。 辛亥后，随着西学东渐之风的强劲，久囿于传统的中国画受到冲击，迈出了改良之路，但终因国家的动荡，没有取得面貌的更新。新中国成立后，从解放区走出的艺术家首先提出改造中国画，为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留学欧洲的一批画家更成为改造中国画的鼓动者，由此发动了新国画运动。即便如此，中国画仍遭到艺术界的轻视，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浓厚的文人甚至喊出取消中国画的口号，中央美院干脆将国画系改称彩墨系。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由于国家经济体制的公有化改变，加上革命化思想的传播，以有闲阶级为客户的绘画作品卖不出去了，画家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即使有很高成就的画家，也出现生活捉襟见肘的现象。启功就曾回忆，他曾在旧货市场摆过摊。 章伯钧是个酷爱中国传统艺术的人，家中古今书画藏品颇丰，与名画家多有来往。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了解到国画艺术和画家遇到的困难后，意识到这是关系民族文化存亡的大事，便面呈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关于如何解决国画艺术继承传统和画家的生活问题，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章伯钧是和叶恭绰商议了办法的，就是成立中国画院。1956年2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叶恭绰与著名画家陈半丁联名提交了《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提案，建议政府为振兴中国画成立专门的机构，作为研究、创作、培养人才的场所。 提案送交后，中央政府极为重视，1956年4月，正式提出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对中国画存留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是年5月30日，文化部呈送国务院筹建中国画院的报告，6月1日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审批了报告，同意成立中国画院。 中国的文化至1949年一直有“京派”“海派”之说。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的中心，南方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大量聚集在此，形成了独特的海派画风。北京作为明清及民初的首都，自然也会聚集全国各地大批的画家来此谋生，形成京派国画艺术,可以说当时中国著名画家大部集中在京沪两地。因为刚刚结束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所以在审批的报告中做出了南北两地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决定。 对北京画院院长的人选是费了许多周折的。海派画坛自民国便有公认的盟主吴湖帆，请他主持画院并无多少异议，但在京派画坛，有众望的溥心畲已渡海而去，齐白石九十五岁也难当大任，其余几位虽有盛名，终无泰山之势。叶恭绰虽中年方弃政专事丹青，但他的书法已是国之圣手，学问更是高山仰止，尤其在书画界的影响力民国时期就成领军，由此，众议便推叶公主事。一直背后推动画院之事的章伯钧自然也向周总理推荐叶公。周公大智，周全四方，亦认定叶先生为最，遂请叶先生出山主持画院筹备。 在确定叶恭绰为中国画院院长后，筹备处便在叶恭绰的主持下工作了。入院画师直接由文化部聘任，并且还有较为可观的工资，在京画家渴望入院的热情可想而知。无奈编制有限，人选便成了难题，但由于叶恭绰的威望，画院所聘画师的人选通过民主与集中的推举，再经叶恭绰的工作，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基本囊括了在京有名望的画家。因为画院有解决画家生活的目的，为尽可能多地聘请画家入院，对已经在美协和文化研究单位工作的画家便授予院外画师的名誉，如此皆大欢喜。启功被叶恭绰指名做他的秘书，他曾受叶恭绰的委派到上海，对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备做调查研究，可见叶恭绰对筹备工作的认真。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北京中国画院于1957年5月14日在文化部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叶恭绰被任命为院长，陈半丁、于非闇、徐燕荪为副院长，齐白石为名誉院长。在京的文化界人士悉数到会祝贺，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亲临大会讲话，对画院的性质、职能、任务和未来的发展做了详尽的阐述。有一个插曲：中国画院的名称原拟叫国画院，但周恩来总理提出异议，认为国画之称对于仅限于中国传统画的画院是不准确的，国家之画也有油画、水彩画、素描等画种，还是建议叫中国画院，即中国画的画院。 背后推手章伯钧亦参会做了即兴发言。 经历画院成立的过程，叶恭绰对农工党组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加入农工党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对农工党的感情是真诚的，在筹建画院期间，他主动联系画家，邀请他们加入农工党组织。北京的名画家王雪涛、胡爽盦、周元亮、任率英、傅雪漪、傅石霜等相继加入了农工党。上海中国画院有十七名画家加入农工党，就源于他与海派画坛领军人物吴湖帆是挚友，吴湖帆加入农工党后，他的好友与弟子也相继加入了农工党，形成了农工画坛雄厚的局面。农工画坛数十年如江河之水涛涛不绝，源头就是叶恭绰。 绘画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终于用“中国”二字冠名在国家画院上，它以特殊的方式预示着我们民族将进入一个飞跃的周期，中国画也将出现新的面貌，叶恭绰也以首任院长的名字镌刻在历史的画卷上。
叶先生的委屈 随着出任中国画院院长，叶恭绰的人生再次登上顶峰。但就像九月菊花，虽万千宠爱一身，却难经寒雨一样，两个月后真的刮来一阵骤风，将还在青云惬意的他掀下云端，解除了一切职务。 叶恭绰是响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怀着报效祖国之心回来的，心中的悲怨委屈不言而喻。他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在动荡的历史烟云中守住了中国文人千百年传承的高洁品行。就其这个阶层来说，在历史潮流面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就叶恭绰个人来说，他是以良好的操守离开的舞台。 他最崇敬的是孙中山，但新中国的主席与总理对他的礼贤接士，他是寸心耿耿的。据说，当年他接到政府总理的邀请函后，立即表示离港归京，有朋友劝他说，大陆喜欢穷人，他诙谐地回道，我就是穷人，可见他对新中国抱有的真诚。此陷泥沼他曾托旧人捎信给周恩来总理，表明自己的心迹。总理虽没有回音，但对他的照顾是明显的，除了继续担任政协委员外，社会活动也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1959年9月，第一批“右派”摘帽名单公布，叶恭绰名列其中。虽然没有恢复原职，但心情的舒畅是多年没有的。1960年和1962年，连续两次向国家博物馆捐献他的毕生所藏，这是他在践行将收藏归于社会的诺言，但委屈后的释然也是躲不开的因素。他还将毛泽东给他的来信装框高高挂在客厅的墙上。有去叶宅目睹者将此演绎为叶先生在“供神”避祸，笔者不甚同意，因为叶先生士的精神还没有泯灭到伪装的地步，叶先生是真的崇敬之心所为。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传统的70虚岁生日，未有高官近吏，只请了四位八十余岁的老人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叶恭绰。四位都曾是民国历史上的赫赫名人，前三位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惟叶恭绰是外乡人。毛泽东为什么请叶恭绰，若以他们之间简单的书信往来还难成因，过多的揣测也非本文旨要，但就叶恭绰出席寿宴的心情，是定有感恩之心的，一扫带帽的阴霾，又生慷慨之气。席间，他胸有澎湃，出口成章，作古风《乾元颂凡七十韵敬为毛主席七十生日寿》呈送毛泽东，从“毓生巨人韶山乡”诵到“红旗三面云霄飏”，将他的书生意气再次推向极致。 一切结束在1966年8月的“破四旧”风暴，叶恭绰成为“封建余孽”。传说抄家时在抽屉中看到毛泽东给他的信件，心中有惧，遂停止了行动。是否如此，无查，但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爱国民主人士，并将叶恭绰列入保护名单，是为十年后公布的资料所证实。 1968年，一篇《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叶恭绰》发表，给了这个88岁的老人最后的一击。1968年夏，他自感不久人世，给宋庆龄写信，请求去世后能够归葬中山陵。宋庆龄将他的愿望报告给周恩来总理，终得批准。 1968年8月6日，叶先生逝于北京。他的骨灰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捐赠的“仰止亭”旁，实现了对中山先生生死相随的愿望。 他生前留有《鹧鸪天》一首，吟出了他告别尘世时的心境：不耐园林尽日闲，扶持新绿上雕阑。蕉因着雨心犹卷，燕为衔春力已殚。临翠槛，写琼笺，东风影事太阑珊。无端送尽余香去，十二帘栊剩晓寒。 叶先生千古。 （作者马镇系原《前进论坛》杂志副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