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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会议是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会议。西湖会议的前期酝酿、推进，以及对促成国共正式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西湖会议的成功召开，由多种因素汇聚而成。这些历史因素包括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以及国共两党一致的革命目标。这其中，离不开苏联政府的助力和国共两党共同的努力，克服了合作中的阻力，激活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动力，促成了革命力量的凝聚和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转折点就在于西湖会议。 1922年8月28日至30日，在中共“二大”结束的一个多月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李大钊、高君宇、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杭州西湖探讨国共合作事宜，被历史记载为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次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解决革命问题。 因此，100年后的今天，回到历史现场，开展对西湖会议的时局分析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一、西湖会议的前期酝酿 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是在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过程中相伴相生。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革命，自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走近西湖会议，深入探讨其发生、发展以及变化，对了解中国共产党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客观认识。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辗转于上海和嘉兴两地后顺利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成立后，党的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直到1922年6月底，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由“中共一大”时的50多人发展到195人。上海、北京、长沙、济南、武汉、广州、郑州等地的党员数量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欧洲和苏俄的中国学生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国先后建立了17个团的地方组织，团员人数达到5000人以上。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党员人数、党组织的规模依旧赶不上革命目标的需求，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是只能以秘密的形式进行，革命力量较为薄弱。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准备不足、革命经验缺乏，具体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的状况以及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等问题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其次，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20世纪初期，孙中山始终忙于争取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无果。正当孙中山遭到打击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改沙皇政府侵略、欺压中国人民的政策，对中国人民作出了和平、友好的表示，对中国的革命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非常热切地希望能了解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国家建设的政策。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东发表演说，指出“此次俄国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俄国遂酿成一种良好风气，而此种风气传及欧洲，欧中各国，竟莫能抵抗。”孙中山渴望从苏联学习革命经验。 1920年至1921年之间，孙中山常与维经斯基交流，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希望能与俄国保持密切交流。孙中山也试图与列宁建立联系，学习革命理论经验。在1921年11月6日，契切林给列宁的信中指出，附上了“孙逸仙的信......他称您是他的朋友，您本人同他认识吗？”列宁表示，“我不认识他，我们互相也从未通过信”。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列宁逐渐把对与中国的合作转向与孙中山所在的广州政府，“我认为，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这从侧面反映了孙中山是渴望与苏联政府合作并希望得到其帮助。1922年8月27日，孙中山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中给越飞回信中指出，希望对方提出加强“我们之间建立更密切联系的建议”。 再次，国共两党有着共同一致的革命目标。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对国内封建势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开始意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封建官僚、政客和军阀的反动统治。过去，孙中山认为中国政治动荡不安的根源是因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原因，是袁世凯、段祺瑞等封建军阀势力，所以他认为只要解散国会、废除约法、新建约法，就可以完成建设人民国家的目标。但是，五四学生运动高举起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大旗，促使孙中山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集团的相互勾结。孙中山说“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三种方案“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方法”，要拯救中国，就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他认为“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 另一方面，1921年6月7日，《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一文中指出，“武力统一”、“联省自治”都不是救国的道路。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了，中国的国情仍由军阀掌握政权，联省自治的模式就是“提倡武人割据”。中国共产党人客观分析了国内革命局势，特别指出，因为“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复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 二、西湖会议的助力分析 西湖会议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转折点，促成西湖会议的推动力来自于苏联政府。中国的国情一直受到列宁的关注，不仅因为中国与苏联的地缘关系，更是缘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是共产国际关注关心的重要内容。中国日益加剧的内部战争孕育着对建立苏维埃式政权的大规模革命。 一方面苏联对中国革命情况和国民党的考察。在政治党派错综复杂的时期，苏联领导人选择了孙中山。因其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国民对于支持孙中山成为中国的主要领导人的呼声最高，“既然真有可能提出孙逸仙可能当中华民国元首的问题，那么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何况在中国存在为未来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因此，苏联政府对国民党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和群众威望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分析。苏联分析了中国军阀割据的现状分析得出孙中山的革命途径，即广州政府与奉天派、安福派合作以此打倒吴佩孚。这一结论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中有所指向。信中对当时中国军阀所在的地区和所持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他分析了中国现有的执政党派以及其所在地区和军事实力。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分析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虽然国民党军队涣散、纪律松散，而且有资产阶级因循守旧的心理。但是索科洛夫-斯特拉霍特地考察了工人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发现工人都非常支持孙中山。他认为这是“在中国没有另一个更革命的更具有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理论”，这是国民党受到劳动群众同情的原因。另外，苏联方还认为孙中山政府能得到更多的物质支持。如苏联代表波达波夫认为，“孙逸仙博士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密切注意到国民党在开展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作。《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显示，1915年国民党已开始做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作。而且文中特别指出了，苏联于1919年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对孙中山所要进行的革命性质进行了评价，“孙中山的党的基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马林在《我对孙中山的印象》中回忆了1921年在桂林与孙中山第一次交流的情形，他始终认为，“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国民党看成一个盟友”。 另一方面是列宁在东方工作的部署规划。苏联政府组建了东方民族处，并在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及其两名助手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这就为苏联在远东国家开展有步骤的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以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为促进国共两党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1年12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并赴广州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1922年3月，马林正式向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同时表示不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月，马林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促进国共合作的报告。马林的建议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印尼民族解放战争的经验；二是马林在印尼的工作得到了列宁的肯定；三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较为弱小，对于开展工人运动存在着困难；四是国民党愿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于1922年夏天表示赞同马林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想法。 三、西湖会议的阻力分析 在苏联政府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初步有了合作意向。但是自1921年下半年开始接触，一直到1922年夏天，都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合作的争议焦点就在于两党的合作模式怎么开展。 孙中山所在的国民党要求是实行党内合作，“孙中山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遭到了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在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的内容中，陈独秀表示，“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另外1926年在蔡和森谈西湖会议时，他讲到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党内合作的原因是“第一在主义上与三民主义不合潮流；第二组织的方法不能适合新的要求；第三革命方法倾向于军事运动”。 虽然中国共产党人明晰自身弱小的客观现实，也认识到要发展壮大不得不与其他政治势力相互合作的问题，“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就把中国国民党和反动政党团体视为同一阵营。《共产党》月刊曾撰文指出，“试问南北各派政党，哪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而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呢？” 对于国共合作模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同志都认为党外合作的形式更有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这也可以从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看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然而，在与其他党派合作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也曾有过党外合作的思想和探索，也在北京、广州、上海等中心城市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试图用这种群众团体的形式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是因为太过弱小而没有成功。 四、西湖会议的动力分析 国共两党对于合作模式争议不下，那么，是什么因素加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和谈、相互退让的形式加强合作。 首先，孙中山对革命目标的重新认识。1919年5月4日的五四爱国运动让孙中山对美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幻想破灭；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直接断了孙中山对依靠封建势力的幻想，进而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坚定地走上联俄联共的道路。宋庆龄指出，“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 其次，共产国际的指令和中共对时局的判断。随着革命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加速与国民党的合作，也与其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实践探索，与其对国情的深刻研判密不可分。马林在西湖会议上向中国共产党人陈述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理由。还公布了一份《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他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其中有一条是是“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上，赞成了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制定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 再次，党内合作的新模式。两党和谈的形式确定了最终以“党内合作”模式进行，但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二是取消加入“打手膜”和个人宣誓等封建的做法。在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中显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有一种独立的政治周报，经常批评国民党并努力促进国民党加强反帝活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了民主统一战线，绝不是偶然事件。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的革命目标所驱动的，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此时，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和苏联政府的支持，恰恰在此时给与失望中的孙中山以新的革命方向。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后，壮大了国民党的队伍，推动了国民革命。 五、西湖会议的历史意义 国共合作的形式解决了无产阶级在有限的条件下，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途径。中共可以在国民党内，以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宣言政纲，来推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来从事国民革命，利用国民党组织在一定地区的公开性、合法性，利用它所掌握和影响的群众来贯彻反帝反封建纲领，有利于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在国民党内的先锋模范作用来解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领导，扩大了共产党人的政治视野和活动范围，使共产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并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成为领导群众运动的大党。 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是在党的三大以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1923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团员加入国民党，以实际行动，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历史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国很快出现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革命高潮。 西湖会议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三方共同努力下最终得以促成，离不开西湖会议民主联合的重要决策。中国共产党人与孙中山于民族危机中奋起，为摆脱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而不断自新自强，始终怀揣着为实现“振兴中华”这一“国之大者”的初心使命，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基本消灭了国内封建割据的局面，为后来的国共合作、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与借鉴意义。 （作者胡天生系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北京大学博士；房维维系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官方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