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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向来重视记录并研究天文，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天文学史。《史记·天官书》是我国二十四史中最早开创天文志先河的历史著述，对我国天文志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与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认真学习研究并总结《史记·天官书》以及诸史天文志的主要内容基础上，从究天人之际、开二十四史“天文志”之先河，科学记载与探讨历史上的天文天象与天体运行规律，传递“天人合一”的理念、抑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肆意妄为，探索四季季节变化与农业丰年，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纪年方法，勘查环境、敬授民时与预测未来等方面，深刻认识《天官书》及诸史天文志、律历志在中华民族发展延续中的历史价值，这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作者：李孝纯 《史记·天官书》，是我国二十四史中最早开创天文志先河的历史著述，对我国天文志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与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研究并总结《史记·天官书》以及诸史天文志、律历志，深刻认识《史记·天官书》及诸史天文志、律历志在中华民族发展延续中的历史价值，对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史记·天官书》的主要内容 《史记·天官书》是具有开创先河性质的天文学史著。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出生于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官至太史令。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先后求学于董仲舒和孔安国门下。二十岁开始游历名山大川，所到之处均考察风俗，采集史迹传说。继承父亲太史令的职位后，司马迁得以饱览朝廷藏书，又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增长了见识。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上疏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以宫刑。受此大辱，司马迁愤不欲生，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心“隐忍苟活”。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完成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天官书》就是《史记》中的一篇。 《天官书》将星空划分成三垣二十八宿。三垣指紫薇垣、太薇垣及天市垣。紫微垣为三垣的中垣，位于北天中央位置，故称中宫，以北极为中枢。有十五星，分为左垣与右垣两列。古人认为，紫微垣内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是皇帝内院，除了皇帝之外，皇后、太子、宫女都在此居住。太微垣，又名天庭，是政府的意思，在东方苍龙之东北，古人认为这里是贵族及大臣们居住的地方。天市垣，为三垣的下垣，是天上的市集，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 北斗（西方称之为大熊星座）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等七星组成。其形状好像舀酒的斗，前面四个星组成斗身，后面三个星组成斗柄。《天官书》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由北斗天枢和天璇二星放五倍的距离可以找到北极星。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在天空不同的方位，看起来是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可以确认季节。 二十八宿实际上是为比较日、月、五星的运动而选择的观测时的参照物。二十八宿以北斗斗柄所指的角宿为起点，自东向西排列。《天官书》用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的顺序排序。东方苍龙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计有四十六个星座，三百余颗星，组成的形象好似一条苍龙。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计有四十二个星座，五百多颗星，它的形象是一只展翅飞翔的朱雀。西方白虎七宿为奎、娄、胃、昴、毕、觜、参，计有五十四个星座，七百余颗星，它们组成了白虎图案。在《天官书》里，北方玄武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共六十五个星座，八百余颗星。它们组成了蛇与龟合体的形象，故称为玄武七宿。 《天官书》记载五星次序是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木星，古代也将木星称为岁星，又称为摄提、重华、应星、经星、纪星。岁星是五星中最大的行星，古人用岁星来计时纪年，岁星围绕太阳公转一周为大约十二年，所以被称为岁星。岁星被认为是一颗吉祥的星。哪个国家的上空出现岁星，那么这个国家将来就会国泰民安、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火星，也被称为荧惑，中国古代火星被看作是一个不吉祥的星。《天官书》云：“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荧，微弱的光亮；惑，迷惑。在古代天文学家的认知中，荧惑星在“天官”中是执法之官。当天下无道之时，哪个国家的星空之上出现荧惑星，那么这个国家就将会有灾祸降临。土星，也被称为镇星，土星公转周期29.5年，近似为28年，每约二十八年绕天一周，每年进入二十八宿中的一宿，叫岁镇一宿，故名镇星，也写作填星。古人认为镇星与岁星一样是一颗吉祥的星辰，“镇星主德”。《天官书》曰：“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其居久，其国福厚；易，福薄。”金星又称太白金星，它介于水星和地球之间，是近日的第二行星。在地球上观测金星，其亮度可与烛火媲美，其光芒银白。因为金星是内行星，运行比地球快。有时太阳还没有出地平线，它已比太阳先出，因此能在早晨看到。因为它一出现，天就要亮了，所以叫启明星。有时太阳已经下山了，金星还出现在西方天空上，所以能在黄昏看到。这时的金星叫长庚。水星，不容易观测，只有日出或日落时才有可能被观测到。观测时，水星总在太阳两边摆动，但最大不会远离太阳30度。古人把整个周天360度分为十二辰，每辰30度，水星又被称为辰星。 《天官书》对日、月的记述最为简略，日只讲了晕、虹与食，而且偏重于占卜。《天官书》对异星的考察，主要有国皇星、昭明星、五残星、大贼星、司危星、狱汉星、四填星、天狗星、格泽星、长庚星等，对这些星的变异进行判定，比如，长庚星如同一匹布挂在天上，此星出现，预示有兵兴起；再如，国皇星出现，象征对应的地区有兵兴起，而且兵势强盛，对于兵所向的一方不利。《天官书》对云气的瞻望，也有占验的成分。它认为，凡是望云气，若仰面才能望见，云气距人不过三四百里；若平望过去，见云气在树梢之间，相距大约千余里到两千里；若登高而望，才能见到云气与地相连，距人约有三千里远近。云气形状，上边如同兽类的，吉利。 《天官书》最后部分是总论天象与应验，这部分以太史公自序，推求天象变化而给人事带来的变动，这里面所谓的判定，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一部分是牵强附会。 二、究天人之际，开二十四史“天文志”之先河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自己发愤著《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的关系。说《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究天人之际”。只要仔细读其《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知道司马迁是天文星象专家，他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用星象学来总结历史规律，这是当时别的史家所不能做到的。司马迁在《天官书》里总结历史规律时说，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国家兴衰”、诸侯力政、五伯代兴及至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可以得出，天体运行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此外，《天官书》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总结出星象学的经纬。司马迁认为，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间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的“经”。而金、木、水、火、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助，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 《天官书》开创了天文学载入国史的先例，自此以后，历代正史，《天文志》记载天文星象，《律历志》记载历法，《五行志》记载天变灾异，成了必备体例。这种记录绵延不绝，一直到清末。历代天文机构留下的档案也都会写入到后代所作的史书中，这些史书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天空的认识，而这些认识，也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一部分。从二十四史看，有《天文志》的有《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这些史书中的天文志，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认识不同的一面：比如，《天官书》的五星次序是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汉书·天文志》则将太白和辰星调到填星之前。《天官书》说“月行中道”，以月为主。《汉书·天文志》说“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以日为主，有了进步。又比如，《晋书·天文志》是中国古代继《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记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象变化及当时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晋书·天文志》为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撰写，是一篇重要的天文学著作，虽比《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天文”“五行志”晚出，但它的内容丰富，基本上是晋以前天文学史的一个总结。再比如，《明史·天文志》进一步细说了七政距地的最高、最低距离：日、月、五星各有一重天，其天皆不与地同心，故其距地有高卑之不同。其最高、最卑之数，皆以地半径准之。太阳最高距地为地半径者一千一百八十二，最卑一千一百零二。太阴最高五十八，最卑五十二。填星最高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二，最卑九千一百七十五。岁星最高六千一百九十，最卑五千九百一十九。荧惑最高二千九百九十八，最卑二百二十二。太白最高一千九百八十五，最卑三百。辰星最高一千六百五十九，最卑六百二十五。若欲得七政去地之里数，则以地半径一万二千三百二十四里通之，等等，这些都是对前代天文志的发展。 三、记载与探讨历史上的天文天象 历朝历代的星象观测人员日夜不停地观天测候，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天象记录。《天官书》以及后来的诸史天文志，记载与探讨了历史上大量的天文天象。 逐渐完善了星区划分体系。据初步统计，在先秦的典籍中记载有约38个星官。《天官书》中记载91个。《汉书·天文志》中记载783星。张衡所著《灵宪》中云：“中外之官常名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两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到三国时代，吴国的太史令陈卓，综合甘、石、巫三家，编撰成283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并绘制成星图（已散佚），晋、隋、唐对此继承并加以发展，使我国的星区划分体系趋于成熟。 记录了大量的新星与超新星运行情况。天上多数恒星的亮度几乎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有时也有恒星会发生亮度起伏变化，被称作“变星”。变星中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是新星和超新星这些爆发型变星。一些原本勉强可见，甚至根本观测不到的暗星，有时在几天之内亮度突然增加上万倍，这样的恒星爆发就是所谓的新星。如果这些星爆发异常的猛烈，其亮度增大了几千万乃至上亿倍，则被称为超新星。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一些对于恒星亮度变化的记载。不过，古代天象记录中关于新星和超新星这些短暂亮度变化的星则更加具有历史文献价值。一般认为，最早的一次新星记录见于《汉书·天文志》，记载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最早的超新星记录也出现在汉代，《后汉书·天文志》记载，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乃消”，这次超新星爆发的可见时间大约有两年，位置在半人马座α和β之间，如今天文学家仍然能在这个位置上找出一个明显的射电源。 四、传递“天人合一”的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的相通，实际上，中国天文学最强大的研究动机就来自“天人合一”的理念。 中国古代天文学传递“天人合一”理念，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提出一种所谓的“分野”理论。所谓“分野”，就是将地面上的州、国、区域等与天上的星辰相对应来判断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祸福；《天官书》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还说：“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晋书·天文志》，把二十八宿这样分野：东方苍龙的角、亢、氐、房、心、尾、箕，对应于兖州、豫州、幽州。北方玄武的斗、牛、女、虚、危、室、壁，对应于扬州、青州、并州。西方白虎的奎、娄、胃、昴、毕、觜、参，对应于徐州、冀州、益州。南方朱雀的井、鬼、柳、星、张、翼、轸，对应于雍州、荆州等。《明史·天文志》还曰：“斗宿三度至女宿一度”，是星纪的星次。直接隶属所属的应天、太平、宁国、镇江、池州、徽州、常州、苏州、松江九府，以及广德州，属于斗宿的分野。凤阳府的寿、滁、六安三州，泗州的盱眙、天长二县，扬州府的高邮、通、泰三州，庐州府的无为州，安庆府的和州，都是斗宿的分野。可见，《明史》明确告诉我们，斗宿分野在江淮。 通过所谓的“天人应验”来敲响警钟。《史记·天官书》以及后来诸史天文志都认为，凡天文在图文典籍中记载，明白可知的恒星及经常出现的星，主管它们的内外星官共一百一十八名，总数七百八十三星，它们都是州、国、官、宫及物类的征象。彗星、孛星、飞星、流星的出现，日月或交食或薄食，月晕的形状或重环或全环或半环或背向太阳或耳状或有霓虹变幻，出现迅雷、疾风、怪云、变气的现象，这些都是阴阳的精魄所现，它的根本是生于地上，仅是表现在天象上罢了。政失于此，则变现于彼，有如影随形之验。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信号，我们必须顺应天道，时刻警醒。 天象是客观的，但是对天象的解释却带有主观色彩。《天官书》及诸史天文志都有大量的所谓天人应验，体现了强烈的忠告意识与责任担当。比如，《天官书》曰：“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这些所谓“天人应验”事例，的确起到了一些警告作用，起到了抑制统治阶级肆意妄为的作用。 五、探索四季季节变化与农业丰年 《周易》之《贲卦》《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是要求，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以认知时节的变化。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是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强调认准农事季节，自然要精勤地观测天象。古人利用北斗斗柄指向确定春夏秋冬四季。《夏小正》被认为是夏代历书，其所载，正月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由此可知早在夏代时就用北斗星的指向确定正月和六月。战国时代的《鹖冠子·环流》讲得更清楚，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天文训》则说：“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可见西汉初年已经将北斗定季节的方法，发展到以斗柄指向寅卯等十二方位确定十二个月了。《史记·天官书》进一步总结说：“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古人把天象的变化和农业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太阳出没和月亮盈亏的周期定出日月，如昼夜交替为一日，月相变化一轮为一月。以朔望月为单位的历法是阴历，以太阳年为单位的历法是阳历。中国古代的历法不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一年有春夏秋冬四时。《淮南子·天文训》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二十四节气，这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创造，对我国以农为主的农耕国家的兴旺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古代，历法是人民生存的指南，上到天子，下到百姓，都强调不失农时、不违农时。为了农业丰收，人们勤于观察、预测气象与水旱。在农业生产兴衰预测中，古人特别看重岁星即木星。《史记·天官书》中提到的摄提、重华、应星、纪星等，都是岁星的别名。古人认为，在每十二年中，有大丰年两年，丰年四年，饥年四年，旱年一年，大旱年一年。《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道，“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故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会五谷丰登，而荧惑运行到某一星宿，这个地区就会有灾祸等。《天官书》还认为，大凡测候年岁的丰歉美恶，最重岁始。岁始或指冬至节、或指腊祭的第二天、或指正月初一的黎明、或指立春节，这些都是候岁的重要日子。 六、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纪年方法 为了观测太阳、月亮、五大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在我国古代，还有一种把黄、赤道带自西向东划分为12个部分，称为12次的天空区划方法。12次名称分别就是：星纪、玄枵、鲰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12次是用来记述岁星的位置的。古代把木星围绕恒星的周期定为12年，所以一般认为12次的创立是源于对木星的观测。用12次的纪年法被称为岁星纪年法。在《史记·天官书》《史记·历书》汉书·天文志》《汉书·律历志》《后汉书·律历志》等史书里，都可以看到岁星纪年的方法。 科学分划十二辰。我国古代很早就使用干支计时。而将12个地支应用于天空区划，就是十二辰，当星宿到达南中天时，十二辰与地平方位的十二支完全对应上，其中正东为卯，正南为午，正西为酉，正北为子。这种方位表示法，至今仍在使用，如把正北到正南经过天顶的大圆称为子午线。同时，我们还用太阳与这种方位的关系来表示时间，比如，日出时为卯时，太阳当头照时为午时，日没时为酉时等。 十二辰的顺序与十二次正相反，这个顺序在应用上并不方便。古人设想一个假岁星，叫太岁，让它由东向西，仍用子丑寅卯十二辰，于是从寅开始，寅在析木（岁在星纪），卯在大火（岁在玄枵）等，又为十二辰造了一些别名。当岁星和太岁的初始位置关系规定后，就可以从任何一年岁星的位置推出太岁所在的辰，因而就能以十二辰的顺序来纪年。由于木星绕天一周，实际上不是十二年，而是11.86年，所以每隔八十二年就会有一个星次的误差，叫作“超辰”。由于超辰，汉以后的岁星纪年法逐渐误差越来越大，与实际情况不同，汉太初以后，岁星纪年法与后世的干支纪年法相连接，到东汉改用《四分历》时，废止了岁星纪年法，采用干支纪年法。 七、勘查环境、敬授民时与预测未来 为了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环境，中国人在观察天时、星象的变化时而衍生的历法与考察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实际上也就是把星象学、气象学、地理学、建筑学、生态学以及人体生命信息学等多学科，综合到一起的一门自然科学，不能简单地视为封建迷信。 《史记·天官书》曰：“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六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令，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这与《易经·系辞上传》的“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的思想相一致。中国人在重大建筑的选址、规划、设计、营建、时间等方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上应天象，下造地形。把太阳、月球及太阳系各行星的运行周期路线位置及光象，把二十八星宿、区域及其光象，把太阳黑子、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新星等变异情况统统考虑进去，这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古人认为，一个好的山水环境要求“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就是说，背后的山峰要垂头，前方的山峰要起舞，左边的山峰要连绵不绝，右边的山峰要伏顺。还认为，住房左边有流水，也即为青龙，右边有道路，也可看作白虎；前面有水池，即为朱雀；北面有丘陵，即为玄武。这样的住宅就可以藏风聚气，纳福聚财、富贵无比了。观山形，也要观水势，有山无水休寻地，山水之法，得水为上等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紫气如盖，苍烟若浮，云蒸霭霭，四时弥留，皮无崩蚀，草木繁茂，流泉甘冽等，如此，即达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 普通百姓也需要天文学。司马迁在《天官书》的《太史公自序》里也说：“在天成象，有同影响。观文察变，其来自往。天官既书，太史攸掌。云物必记，星辰可仰。”在《史记·历书》里也曰：“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这些都强调“顺时敬时”的重要性。事情的成败定于天时、地利、人和，而“天时”就是由天象所指示的恰当时机。在传统社会里，老百姓在做大事之前，都要选择“黄道吉日”。老皇历就是由历代天文学家们，为老百姓编制的日常历书。这些历书在历谱的基础上，增加了各种判别吉凶祸福的历注，增加了宜和忌的规定，实际上成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指南”。 中国古代天文知识构成了中国数术理论基础，中国数术来自天文现象，古代天文学说对于中国数术包括风水、地理、命理、占卜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天文学本质上就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释学。从本质上来看，中国术数理论和“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太极”等，都是来源于史前文明，也与观测天象有关。古人常用天象来预测祸福。历史上不少有名的军事家，都会通过观看天象，预测天下大事的变动，比如汉朝的张良、三国的诸葛亮和明朝的刘基等，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预言书，如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等，古人对天象的解释与预测需要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解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