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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成员的安排和配置，要考虑到当时社会上的主要阶层和集团的力量与利益，要考虑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变化，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宰相处理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所需要的素养和才能。有时候还可以通过宰相人员的安排来弥补制度中某些环节存在的问题。因此，研究各个时期宰相人员的配置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宰相制度各个环节的认识，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社会的变迁以及各个时期国事的重点和基本国策的变化。下面我们对唐前期宰相的配置进行重点的研究。 唐高祖时期 唐高祖时期共有十二个宰相，其中包括皇子李世民和李元吉。其余十人中，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刘文静等七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除刘文静外，余人都出身显贵家庭。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士及都是隋唐皇亲，封伦即封德彝是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裴矩是齐隋旧臣。 关陇贵族占据多数，说明关陇贵族在唐初政权中仍处于核心地位。但他们之中，刘文静任职不到一个月即被除名，窦威只做了二十八天宰相就去世了，窦抗也只做了四个月。裴矩和宇文士及武德七年（624）和八年才任宰相，时间不长。杨恭仁则是遥领，并未真正担任宰相职务。长期担任宰相、执掌政务的是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这说明在实际政务的处理上，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关陇贵族集团本身成员即不多，加以尚武的风气，能够经世治国的人更少，因此必然要吸收其他人员来参加统治。由于唐高祖和唐初统治核心的门阀观念，吸收同样具有贵族门阀身份的江南贵族和山东士族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而刚刚建起来的王朝，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还需要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因此，在隋朝就参加过中央政府工作的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江南贵族和关陇贵族双重身份的萧瑀就成为合适的人选。 唐太宗时期 唐太宗时期在宰相人员的配置上继续高祖时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做法，但又有所变化。其一，不论是在贞观时期宰相总人数上，还是个别时期的宰相中，关陇贵族都不占据多数。太宗时期共有宰相二十八人，其中高祖时旧相六人，除萧瑀外，裴寂、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在位时间都不长。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的只有来自关中的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杨师道，以及来自山东的但已成为关陇集团一员的高士廉，共七人。其二，这些人中一些人如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高士廉等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务处理能力。 唐太宗还起用了一批来自山东地区非贵族高门出身的官员，以及南朝的名臣之后为宰相。来自山东的除了前已列入关陇贵族的高士廉以外，还有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戴胄、李、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等十人，其中只有房玄龄的门第是最高的。南朝名臣之后则有岑文本、刘洎、王珪、褚遂良、许敬宗等五人。 唐太宗对于宰相的配置有他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决策、立法与行政并重。贞观初年，唐太宗逐步排除高祖时旧相，起用了一批新人，组建了自己的宰相班子。贞观二年（628）十二月，黄门侍郎王珪守侍中；三年二月，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至此，宰相班子的调整基本完成。 在这个班子里，王珪、魏徵除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外，更多地侧重于谋议、决策和谏诤，在基本国策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坚持执行上，他们起了主要作用。唐太宗高度评价二人在这方面的贡献。贞观十年（636）他谈到，当初“唯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我勉强从之，大觉其利益，力行不息，以致今日安宁，并是魏徵等之力”。魏徵之后，刘洎、马周等继续起着这样的作用。尽管由于形势的变化，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在确定基本国策和统治方针等方面，他们不可能也不需要起到王珪、魏徵那样的作用，但对国事的极其关心，看到问题就及时提出，朝夕进谏，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唐太宗曾说过：“自朕临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徵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