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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之中诸多涉及先秦人物的记载都是“寓言”，所以全系凭空捏造，全然无足信据，这种观点目前在学界仍然会时常遇到，甚至有学者以此为“常识”并用之教导后学。实际上这种观点是20世纪初产生并广泛流传的对《庄子》文本的一种误读，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三，下面一一分述。 寓言一词翻译时产生的误差 寓言（fable）是一种特殊的西方文学体裁，一般以比喻或拟人的故事寄寓意蕴深长的道理，其以《伊索寓言》最为典型。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至少有三个特点不可或缺：一是虚构性。寓言的内容和情节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虚拟，没有事实或历史根据；二是人物具有性格，故事具有情节；三是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伊索寓言》传入中国之初其被翻译为《况义》，“况”即比况，“义”即寓意。在清代《伊索寓言》又被翻译为《意拾蒙引》，其中使用“蒙”字无疑是因为翻译者看到了寓言对少年儿童的启蒙作用，而使用“引”字则很可能是因为寓言具有引人思考的意蕴。无论是“况义”还是“蒙引”，都说明前人已经注意到了寓言这种西方文学体裁的特殊性，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词汇。1902年林纾等翻译《伊索寓言》时首次使用了“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而沈德鸿（茅盾）先生则在1917年编成《中国寓言（初编）》，孙毓修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寓言”一词与西文“fable”的对译关系。自此以“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被正式认可，进而广泛流传开来。 但是，按照上文所列举的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所具有的三个特点来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fable”一词与《庄子》所说的“寓言”其实是不对等的： 第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在《庄子·寓言》对“寓言”的描述性定义之中没有虚构假设的含义。因为人们都喜欢“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所以《庄子》书中除了直接地发表观点和议论之外，类似于亲生父亲不方便亲口夸奖自己的儿子而引述外人赞誉儿子话语的情况，庄子引用了他人话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求更好地说明意指。简单来说，就是引用他者话语申论己意，其中绝对没有伪造他人话语的含义。 第二，《庄子》中很多人物性格模糊，大多数记载缺乏情节或情节不完整。比如《逍遥游》中蜩与学鸠对大鹏的“扶摇直上九万里”发表了议论，其中仅仅是出于一般鸟雀的立场来表达对大鹏鸟的不理解以及对自己所处境遇的满足，蜩与学鸠的性格并不突出。《庄子》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人物对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情节，比如孔子与老子的多次会面。 第三，哲学著作《庄子》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对话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并不通俗易懂，也没有“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即使因为《庄子》中的某些片段可以视作寓言故事甚至用于儿童教育，但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而与一般的浅显易懂的寓言故事判然有别。 总之，把《庄子》寓言直接理解为“用假托的故事或者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和劝诫的作用”绝对是不合适的，并不符合《庄子》文本。 对《史记》相关记载的误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的记载非常简略： 庄子者，……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司马迁的这段话引发了司马承桢等学者的误解，其中的关键是：司马迁所说的“寓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司马迁所说的“寓言”是指伪造他人言论的话，那么接下来司马迁只是在举例论证他的判断，即列举了《庄子》中的部分篇章和内容并说明其别有用心之旨，揭示其捏造事实之处。所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庄子》这本书全部是“假托之言”，其用意是“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所出现的人物“皆空语无事实”。 《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意即《庄子》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藉外论之”的寓言，所以司马迁应该是据此做出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 寓言也”这样的判断。如果说“寓言十九”是司马迁作出“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这一判断的直接根据的话，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寓言”就是《庄子》中的“寓言”，二者同义，都是“藉外论之”，丝毫没有作伪的含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