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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命运惊涛骇浪，始终与杜重远不离不弃的便是爱妻侯御之女史。侯御之从小家境优渥，学业出色，堪称女“学霸”。后考取“庚子赔款”官费，东渡日本留学，精研“国际法”，并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回到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杜重远先生与侯御之相识于东瀛，彼此倾倒于对方的才华与勇气，发誓生死与共，白头偕老。日寇进犯喜峰口，热河危在旦夕，杜重远先生毅然推迟婚期，随张学良、宋子文等人奔赴热河。临别时，他以《己亥杂诗》书赠爱妻：“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新生事件”爆发时，侯御之正身怀六甲，仍为营救丈夫四处奔波，最终因过于劳累，导致流产。杜重远先生后来赴新疆宣传抗日，她又不顾安危到茫茫戈壁，毫无丁点怨言。向来胸怀坦荡如杜重远者，从未想到昔日同窗盛世才阴骘狡猾，悄悄将魔爪伸向自己和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以及文化界人士萨空了、茅盾、张仲实、赵丹等人。茅盾和张仲实等人在苏联总领事干预下，与盛世才反复较量，总算获准离开新疆迪化。茅盾先生后来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心情：“九时，飞机离开跑道冲向了蓝天，我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一阵难以描述的轻松感充溢了全身！是啊，应该让我绷紧的神经松弛松弛了，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但杜重远和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并没那么幸运，最终血洒祖国边陲。 “外国阿婆”侯御之永远难忘那个边疆无月之夜：“塞外的初夏仍然凉气袭人，再加这晚月黑星暗，雨凄风急。在我们晚饭时，盛世才杀人组织——‘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黑衣队员冲进了重远的书房和我们的卧室，翻箱倒柜，并‘请’走了重远。我站在大街门外，望着囚车远去远去。直到雨水从发间流下，衣角也在渗水，我才惊觉在夜风冷雨中站得太久。回到满地狼藉的卧室，风雨已停，只有瘆人的狗哭声，断断续续，时远时近。檐间积雨，漏得艰难，似簌簌泪、滴滴血……” 据说杜重远先生受过26种酷刑，长号大骂16天。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用沸油浇于杜重远先生身上，惨不忍睹。丈夫惨死后，侯御之悲恸欲绝，却以一个伟大女性的坚忍与勇敢奔往监狱，领取丈夫遗物，并且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后来，这位“外国阿婆”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困难再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勇气”。经多方营救，侯御之带着三个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脱离险境，回到上海，但已是病魔缠身，生活窘迫。茅盾先生在给张仲实的一封信里，如实讲起了侯御之女史当时所面临的困难： 仲实兄，多日未晤为念。昨日接杜重远夫人来信，殷殷询及吾兄。杜夫人自己病了，孩子经常有病，其中一个是肺病，处境甚窘。来信是要我们为她设法，原信已送沈衡老及胡愈之兄，望向他们索阅。杜夫人极想和她的大弟侯健存大夫（曾住延安，任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现在北京医院）一见，想请侯大夫到上海去一次。此事兄能帮忙否？ 匆上即颂日祈弟沈雁冰 五月十六日（先请兄告侯大夫以杜夫人现状，她病了心境很坏） 后来，经周恩来总理关心，侯御之及三个孩子的病情均有所好转，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只是独养儿子在我母亲供职的医院接受治疗。好景不长，时间进入六十年代，杜家备受冲击。遭“革命小将”围困多日，“外国阿婆”只得携爱女连夜离家寻求庇护，但面对复杂政治局势，她们母女三人不敢住宿旅馆，也无法露宿街头。万般无奈之际，想起可否去儿子治病的医院暂避一晚。那晚，我母亲正好值夜班，看见母女三人觉得眼熟，没细想缘由，便将自己的值班休息室腾空，让她们母女三人得以睡上一个安稳觉。次日清晨，她们又经友人暗中协助，悄悄跳上北去的列车，到北京寻求援助。后来，相关领导指示，像杜重远那样的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得到保护。侯女士一家才安然返沪。一俟返回上海，侯御之即刻让两个女儿杜毅和杜颖打听那晚留宿她们的究竟是谁。由于那晚情况紧急，她们没顾得上询问母亲名字，甚至因为母亲戴着大口罩，连模样也未看清楚。后来，杜氏姐妹又委托友人、瑞金医院口腔科主任黄培喆医生到我母亲医院，细细打听，这才找到我母亲。于是，“外国阿婆”及杜氏姐妹与母亲成为莫逆之交。 “外国阿婆”晚年虽身患癌症，又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但她仍积极与杜重远先生的海外故友如张学良先生等联络，吁请他们回国参与改革开放大计。张学良先生接获侯御之信函，回信赞扬她忍辱负重的品格：“……来信和相片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扶养子女成人，重远有知，当亦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杜重远文集》出版，张学良老人又不顾年迈致信杜重远先生女儿杜毅和杜颖阿姨，表达对侯御之的敬仰。 今年恰逢杜重远先生120周年诞辰，也是侯御之女士去世20周年，拉拉杂杂写下这位“外国阿婆”的点滴往事，也借此向先贤献上心香一瓣，寄托缅怀之情。（曹可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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