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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马远《春游赋诗图》（局部） 资料图片 在先秦典籍中，除《左传》的“赋诗言志”以及《国语》之“瞍赋矇诵”等少数情况外，凡言“赋”，多与贡赋、赋敛义相关。如《尚书·禹贡》之“厥赋惟上上错”，孔传释云：“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之“赋车籍马”，孔颖达疏曰：“赋与籍，俱是税也，税民之财，使备车马，因车马之异，故别为其文。”经传对“赋”的解释，始终在“税民之财”“以贡天子”的框架内进行。而《尔雅·释言》有云：“赋，量也。”何谓“量”？郭璞《尔雅注》云：“赋税所以评量。”郝懿行《尔雅义疏》云：“量者，《说文》云：‘称轻重也。’……是‘赋’兼取、予，其义则皆为量也。故《鲁语》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然则赋敛、赋税即为量入，赋布、赋予即为量出。”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军戎所需物资、人力，均需依据制度性的规定或法则，从族群、诸侯或国人中征取。春秋初年，齐国就曾以楚国“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借口征伐楚国。但与祭祀相比，供养一支军队无疑是一个国家或者部族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支出。《汉书·刑法志》云：“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赋以足兵”是对“赋”之造字本义的极好诠释。立足于早期典籍言“赋”多与军赋相关的实际使用情况，可以肯定地说，“赋”之造字，通过“从贝武声”的字形结构，不仅表达了“赋”之行为、结果与军事武备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规定了这种行为所必须遵从的不可逾越的严肃性与制度性。也就是说，赋税之“赋”，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制度性的严肃内涵。随着“赋”义扩展，“赋”除了与“税”连言，兼指与军需无关的量取财物之外，出纳王命、颁布政令的行为，亦可以“赋”言之，如“明命使赋”“赋政于外”。 “明命使赋”“赋政于外”，见于《诗经·大雅·烝民》，郑玄笺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纳王命者，时之所宜，复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顺其意，如王口喉舌亲所言也。”由该诗可知，“出纳王命”是“明命使赋”的重要内容。先秦与“出纳王命”相关的职官，有“纳言”。《尚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安国注云：“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这就是说，作为出纳王命的喉舌之官，“信”是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何谓“信”？“信”就是确定，无误差。就出纳王命的赋政者来说，话从口出的宣赋方式极易造成语义的变易，故而在“明命使赋”时，特别强调“王之喉舌”的特点。这要求赋政者“受上言宣于下”时，必须原原本本地陈述王命，“如王喉舌亲所言也”；同样，“听下言纳于上”时，也必须原原本本直陈其事，令王者如同亲见、亲闻。“必以信”的赋政要求，使潜含于“赋”中的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不容虚饰的意义得到了呈现和加强。 立足于此，可知郑玄注“六诗”之“赋”的精妙：“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相对于“比”之“取比类以言之”、“兴”之“取善事以喻劝之”，“赋”采用的是“直铺陈”的言说方式。郑玄在“赋之言铺”之后，用一“直”字来限定与“铺”对应的“铺陈”，恰恰说明“赋”义中还包含着“铺”义无法涵盖的“直”义，只有受“直”限制的“铺陈”才是“赋”。郑玄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后世注家的继承。孔颖达《毛诗注疏》云：“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朱熹《诗经集传》也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但是，在经学家们认识并强调“赋”之“直陈”“直言”义时，从东汉后期开始，文学家们径直以“铺”释“赋”，“铺”义之外的“直”义被完全忽视。如王逸《楚辞章句》云：“赋，铺也。诗，志也。言己守高眇之节，不用于世，则铺陈其志，自证明也。”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之后，“赋”与“铺”成为意义完全对等的两个字，人们基于“赋者，铺也”的理解，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方向上渐行渐远。经学传统中得到继承的“赋”之“直陈”，在文学领域逐渐失落。由此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丧失“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功能的赋体在极尽铺采摛文之能事的过程中逐渐衰落；另一方面，铺采摛文的汉赋创作实践反过来又遮蔽了“赋”“直陈铺”的历史内涵，进而遮蔽了后世学者探索赋体产生之源的途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