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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8月，英国专使额尔金和法国专使葛罗率领英法联军2.5万人并173艘军舰大举侵华。联军从北塘登陆，8月24日占领天津，京师门户洞开，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被迫率军退守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面对这一危局，咸丰皇帝派怡亲王载垣等前往张家湾与联军议和。正是在此，一个英军翻译出身的谈判代表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 是翻译还是主谋? 这个翻译名叫巴夏礼，是个中国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此后在厦门、上海、福州英国领事馆里当翻译。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发生时，巴夏礼就极力鼓吹对华用兵。1856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巴夏礼还一度担任代理广州领事，在广州风光一时。 对于清政府而言，巴夏礼早就臭名昭著，在他担任代理领事期间，清廷就将其以重要人物对待，两广总督黄宗汉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称，“不去巴夷，粤难未已”，并且公开悬赏捉拿巴夏礼，“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等到英法再次北上，巴夏礼又不断出现在交涉场合，表现傲慢，言辞狂悖，使得咸丰和前方谈判大臣认定，巴夏礼就是英法联军的“谋主”。 这一判断给了清廷主事者一个“误导”，即一旦谈判破裂，可以擒贼先擒王，一举拿下这个“谋主”，从而在战与和上处于有利位置。正如怡亲王载垣所言，巴夏礼不仅善于用兵，而且“各夷均听其指使”，一旦巴夏礼被擒拿，“该夷兵心必乱”，那么“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9月14日，就在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际，巴夏礼提出，在正式条约签订、双方换约的时候，必须向咸丰皇帝当面递交国书。这一要求的提出，恰恰挑战清廷的底线。理由很简单，以前中国的皇帝接见外邦，使臣都是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现在英法公使觐见，不仅不跪叩，只怕还要逼迫皇帝接受西洋礼节，这对于天朝皇帝而言情何以堪，这是莫大的屈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