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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1856年3月23日-1875年1月12日)，清朝第十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八位皇帝，年号“同治” 民国史学名家蒋廷黻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的长文中曾这样分析英国入侵中国的原因：第一，经过工业革命，“在海外开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对于以往的各种贸易限制，英国人“看为最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第三，作为彼时毫无疑问最强大的帝国，“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经营亚洲其他地区的必要”。 说白了，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资本主义产能过剩与自需饱和，其发展战略必然转向亚太地区，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东移”的过程。恰如《白银资本》作者贡德·费兰克所讲：“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 于此中西对比的大背景下，国力衰退且饱受内乱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强的对手。内忧未息，外患踵至，“两害相权取其轻”，咸丰帝只得选择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那么问题就来了，该如何扭转颓势?唯有改革。故洋务新政大势所趋，不得不行。 然而，改革绝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尤其是在各种关系尚未捋顺的前提下，洋务新政的前五年，便是此番光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