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周熙明做主题演讲）

周熙明：
    大家下午好。接下来我演讲的题目是《欲求善治 必先更化-----人性、人心与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全会提出这些的目的和宗旨在于：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达成这些的方法与道路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2，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3，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4，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词——善治。中国古代的善治，等同于善政，其主要意义是指好的政府和相应的好的治理手段。西方现代的善治，更加强调社会管理的主体多元化；俞可平教授的善治，其主要的概念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认为善治的实现是政治制度的终极目的。“这一概念对传统的超越在于，它不局限于好政府，而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好治理，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或某个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对西方的超越在于，在中国语境中，善政仍然是实现善治的关键。对一般政治哲学的超越在于，它包含民主法治，但不局限于民主法治，民主法治只是善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一些错误的观念和做法我们要警惕，具体有：1，故意将“社会治理”扭曲为“治理社会”，将“社会”作为管理和实践对象；2，将社会治理的目标仅仅理解为维护稳定。稳定是社会治理变革的一个条件，稳定的形成，不是靠堵，而是要疏；不是靠强力、压制和打击，而是靠协商、对话与合作。社会治理变革，更多地是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3，将社会建设的目标仅仅理解为只是为了促进民生。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变革，既是服务于民生，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民主。只有用民主的办法，才能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只有解决好了民生问题，才能更稳定、更有序地推进民主发展。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这是《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的董仲舒回答汉武帝的奏对。“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意思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由此可知，欲求善治，必先更化，这种“更化”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第一、“认识你自己”：改变对人性的简单化理解，勇敢而坦然地面对真实的人性。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
    说到人性，当今的中国人是否太现实了，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由法国市场调查公司益普索(Ipsos)开展的一项针对财富观的调查显示，在调查覆盖的全球20个国家中，中国受访者中用财产来衡量成功的人数比例名列榜首，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有高达71%的中国受访者认同“我以自己拥有的东西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这个说法，远高于东亚邻国。认同这一说法的韩国人占45%，日本人占22%。此外，略超过20%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仅7%的瑞典人认同这一观点。
    尼采曾说过“人是由兽而神的空中索道”，帕斯卡尔曾说过“人只能也必须做上帝的影子”，池田大作也曾说过“魔性的欲望’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生命内部，是不能彻底消除的。只能反复削弱其作用，不断地使其冥伏。这种战斗，是人的宿命”。人是乌托邦生物，追求乌托邦是人的天性，对所憧憬的美好社会永不磨灭的追求。或者说，乌托邦是人类独有的最奇妙的工具，将现实和理想分隔，使人类同时生活在两个空间，一个是可以进行精确的数学计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冷冰冰硬梆梆的物的空间，另一个是无法被逻辑和数字覆盖的虚呼呼暖融融的心的空间。
    平遥古城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除却神仙少不得”，下联是“忠信孝悌礼义廉无有铜钱可做来”。这幅古老而质朴的对联所表达的细想内涵和西方哲学家不谋而合。健康的生命、崇高的德性、饱满的人格、幸福的生活、科学的发展、健全的社会，归根结底依赖于人的双重性的两端的协调和均衡。
    第二、回归常态：改变把人群敌我两分、把世界善恶两分的“战场思维”、“造反思维”，在全社会形成“和谐思维”。
    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马上能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错在哪里？邓小平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什么？
    有一个故事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内战时期，1865年4月9日，根据林肯总统的指令，格兰特将军仁慈地对待了他的敌人，在谈判中答应：不惩罚战俘，每个放下武器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回家，可以把马和骡子带走，以便重建自己的家园；军官们还可以体面地保留他们的手枪和佩剑；此外，格兰特将军还答应给二万五千名南方士兵发够回乡的口粮。4月12日，罗伯特•李将军率领他的军队向北军投降。这是南军最后一次列队，军旗在微风中飘扬，士兵们齐步走向另一边的穿着蓝色军服的北方军队。这时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北方军队向南方军队行军礼，南方军队也仗剑向对方回军礼。礼毕，身着灰色军服的南方军队放下他们的武器，降下了南方军旗。格兰特将军感慨地说：“战争结束了。叛乱者现在又是我们的同胞了。”
    第三、“道法自然”：改变“自觉理性建构”无所不能的观念，尊重社会生活的自发性、多样性、复杂性、随机性。
    世界是有机的整体，最需要运用复杂性思维去认识。事物的复杂性有下列几个特征： 1，联性。事物要么内部有相关联的部分，你拆不开它。要么与外部环境相互关联，无法把它与外部环境剥离开来；2，自组织。常常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发展，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特征（这种特征又叫复杂性的动力学特征）。自组织使得事物具有了演化的特性，时间被镶嵌在了事物中，历史无法完全还原，因为时间镶嵌在里面；3，涌现性。涌现是一种突然出现，无法还原到底层的性质。涌现成为复杂性的特性，使得按部就班的分析失效。
而社会领域充满着混沌，混沌的变化在有规律与无规律之间，混沌造成多样性，造成发展的分叉机会。多样性是指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不是数量不同，而是本性不同，多样性是衡量事物复杂程度的一个标尺。社会和组织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存在：社会是开放的合作体系，自身无目的的交换与合作平台，很少“破产关张”；组织是基于某一特定目标的有封闭性的共同体，各阶段都有其清晰目标，会失败并时刻处在动态的优胜劣汰中。不能用对待组织的方式去对待社会。
    此外，若把政治、经济比喻为人工园林。那么，文明就是比园林广阔得多、丰富得多的自然植被。
    第四、“敬天法祖”：改变以“历史归零”的方法、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和传统，培养对祖先的温情和敬意。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这是习总书记2.24.讲话中提到的。传统是现代的营养液和土壤，现代是传统的空气和阳光。二者是统一生命体的两端，传统是根须，现代是枝叶。这就意味着悖对现代的传统只能是死去的文物，离了传统的现代只能是无根的浮萍。因此，传统需要创新。
    怀特海曾说过：“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 杜兰曾说过：“每100个新的观念，可能有99个以上，还不如他们原建设取代的传统。一个人，不论他多么有才华，或者多么见多识广，在他有生之年，也不能无所不知，能对其社会的习惯与礼俗做正确的判断与取舍，因为这些习惯与礼俗，是经无数代人的智慧，并在历史的实验室中经过无数代的实验后的产物。” 传统创新的过程中要防止断裂，因为个人的明智有赖于其记忆的连续不断，团体的明智则有赖于其传统的连续不断。在任一情形下，环链一断，就会招来疯狂的行动和无序的局面。摆脱急功近利的错误的并且往往是致命的思维方式，意味着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在目前形势如此严峻之时。只关注眼前利益，就看不到那些其实放远目光就能找到的思维和行动机会。
    第五、“情理法一体”：改变把人物化、只以“真假对错”评判人的生活、不顾人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特质包含几个方面：大道至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器不二、体用不二；情理法一体；知情意均衡；天地人合一。
    孔子曾说过：“夫礼，先王以成天之道，以话人之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
    我们为什么总是在堵？到底想堵什么？一堵资本主义的恶；二堵封建主义的毒；三堵日常生活中的俗；四堵：人性中的欲。我认为，扼杀个性、取消多样性等于文化自杀。爱因斯坦曾说过：“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能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举个例子，大家是否思考过“泰坦尼克号”上的“夺命钥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又是什么锁住了我们思想上的望远镜？
    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实现善治的前提。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一是把重要的东西变成唯一的东西的思维方式；二是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三是重理轻情的思维方式；四是视欲为恶的思维方式；五是重主义轻生活的思维方式；六是人要完人、金要足赤的思维方式；七是非此即彼的战场式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需要改变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三大“迷失”：1，“无菌化生存”的迷思；2，离开甚至拆除现有历史舞台，另起炉灶、重塑人性、重建文明的迷思；3，一揽子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迷思。
    我们要形成健全的文明观、历史观、人性观、生活观，实现“四观”的扩容，可以从几个方面努力：1， “舞台扩容”：即“大其心， 容天下之物；虚其心， 受天下之善； 平其心， 论天下之事。” 2，“逆取顺守”：顺应，一直是人类力量和希望的源泉。3，“守正出奇”：出奇以守正为底座，创新以传承为底座，独特以庸常为底座，核心以外围为底座，奇迹以常态为底座。4，“事缓则圆”：从近代以来形成的焦虑感、紧迫感和遇事便急的情绪中摆脱出来。5，“圆通无碍”：马斯洛的五重需要一个都不能少；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动态均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得益彰。6，“四色定理”：“黄色”是底色；“红色”是保护色；“蓝色”是流行色；“梦幻色”是过渡色。
    如果良知是一种律令，那么它首先不是社会对个体的道德要求，而是自发地出自个体自身的要求欲望。这种欲望本性原则上隐含在每一个个体之中，但它并不会等量地显现在每一个个体之中。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个核心概念，什么是文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文化”定义为“一切文明灵魂”。就是说，在一个文明中，文化成分是“它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和缩影，而相比之下，政治成分，更进一步说是经济成分则是一个文明状态的表面的、非本质的、微不足道的现象和它活动的媒介。一个文明只有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即成功地将它的文化扩散出去，它才能始终真正地、完全地吸收与它接触过的异己的社会体。”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