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中国民企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亚洲知识管理协会院士

　　陆德：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下午好，我的题目是“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些指标需做重大的修改和补充。我也是江苏省政府的经济顾问，当时在聘用我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如果要当咱们家乡的顾 　问，我说得允许我说不同意见，我说如果像一些政客老是赞扬歌颂我说这方面的顾问没有意思，后来是同意我这个观点。
　　今天我同样以这个立场来发表，关于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整个阶段，我们的经济复苏的轨迹，我不同意把一些主流学派提出的微型反弹的轨迹。我在08年的年末，就提出中国的经济复苏是W形，是需要两次下滑，而不是一次，现在实践证实了我的这一项预测是对的。
　　到2009年上半年，中国逐渐形成了四个曲线。U、V、L、W，一种复苏曲线。W是我在国内第一个提出来的，我也为这个学术上的这个提出感到很高兴，但是我是提出W形。今年预测，我们的GDP可能比去年要下降一个百分点。明年可能预测还要再下降0.8个左右的百分点，还是连续下滑。2011年5月，我又再一次补充和完善了这个W理论，指出W和两个V，如果细分如果是V+U，也可能是V+L这样一个轨迹，也就是说，第二次反弹会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会反弹。或者再也弹不到两位数的高位，而只有能是在9.5到8.5之间的GDP的区间来回摆动，这两种可能性。所以对于今后的发展，我不是提出一种可能性，一种可能经过一段反弹，一种反弹不起来了。
    对于经济下滑并不可怕，我们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如果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在走，这种下滑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换来的是后期的效益和质量的提高，换来的是后期经济的均衡和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这里我谈六个问题：
　　第一，“十二五”的规划的第一年怎么样，第一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消费额投资的调整是反弹，走了反方向。今年1—9月份，我国在经济宏观调控上局的了成效，比如GDP9.4%，通胀是已经初步控制住，房地产也被初控，估计年底这个成效会更好，但是这是宏观调控方面的一些成就。对于结构调整怎么样？我们看看这三匹马，就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进出口就不谈了，因为主要是受到国外需求的影响，投资和消费这两匹马是否投资率下降了，而消费率上升了呢？是否消费的占比提高了呢？数据表示没有。数据表示虽然经济下滑了，但是这两匹马并非向结构调整的方向前进，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1—8月份全国消费实际增长只有10.08%，比2010年又下滑4个百分点，比2009年下滑6.1个百分点，我们看看国家统计局讲，消费是稳步上升，我的结论是跟他相反，是逐年在下滑。预计今年全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是17%左右，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增幅同比去年下降1.4百分点，如果是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只能达到11.7%，增幅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所以消费没有拉起来。
　　投资方面1—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增幅同比比去年高了0.6个百分点。估计后几个月，投资增幅将是逐月回落，估计今年是24.5个百分点的增量，但是增幅与去年基本持平。一个下降一个持平，消费下降投资持平。上半年资本总额贡献率达到53.2%，拉动GDP增长5.1个百分点，所以投资仍然还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没有变化，反而更强。
　　“十二五规划”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需求结构的调整，就是要把我国粗放型的外向型的经济调整成为内生型的经济，也就是要大大提高消费在GDP的比重。我国2001年—201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总额年均增速为23%，高于同期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年增长8.1个百分点。所以比重很大，每年的增加速度又快，投资。2011年的数据现在表明，消费的下降，投资率上升的这个局面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是愈演愈烈，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反而上升到了53.4%，突破了50%这条线，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对我们“十二五规划”中工资倍增这个目标的质疑。消费拉不起来有很多原因，贫富差距的过大，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的不健全，居民收入低于GDP，这是三块短版。所以“十二五”规划的工资倍增计划是“十二五规划”的亮点之一。“十二五”要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要超过GDP，同时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年增长13%以上，这两会之后，人保部副部长又对外宣布说我们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要增长15%，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但是这一宏伟的计划能否实现，我是产生怀疑的。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报表也能看出这个问题，虽然国家统计局报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3.7%，相信吗？在众记者的追问下，国家统计局又讲，这个数字是名义性增长，如果扣除了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只有7.8%。那么今年1—9月份我们GDP是9.4%，也就是说，今年前三季度我们的工资增长并没有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国家统计局的所谓职工收入并没有统计私营企业，也就是城镇从业人员的55%以上被漏掉。如果计算上这个部分，数据将会更差。因为数据统计，私营企业的工资仅仅相当于国家统计局平均工资的50%，两个一半再加上去看看实际收入是多少。
　　所谓工资倍增，由谁去买单？由企业去买单，要是企业愿意买单，也要让企业能够买得起单，对广大企业家来说。尤其是那些利润微薄，经营环境本来就面临众多难处的中小型企业。但是这类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税负比较重。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又高于GDP的增长，从2000年这11年，税收增幅均高于20%以上的增速，今年2011年，前三个季度财政增长接近30%的高速，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比将会突破35%的比例，这样企业就面临着成倍的增加职工工资倍增工资的问题，和加大税负的双重压力，成了“夹心饼干”。那么这里能不能完成？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国民收入的问题。什么叫国民收入？含几个量，总的量是三个量，一个是叫居民收入，一个是叫政府财政收入，第三个是企业收入，大致分，因为有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这三个量的增加靠什么？是靠GDP的总量增加来分这三块蛋糕。
　　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学生的数学题，我们“十二五”规定GDP是涨7个百分点，这三块分的7个百分点，现在工资收入要倍增是两倍GDP，财政收入是20%以上，是3倍的GDP，而这3倍量加起来是7%的增量，请问企业盈余是正的还是负的？我们有一些规划有一些数据是各部管各部的，往里一累积就算一个规划，根本不顾之间的平衡，那么这是一个小学生的题。这三个量如果加起来都要增加的话，远远超出7%的总量。当然这是一个示意图，没有精确计算，但是总量在上面摆着，三个量加起来就是GDP的增量。
　　当然有人说多印一些票子就可以多发工资了，这是屁话，这些都不是正确的理解。因为“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写的，要求居民收入是实际增长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写的是实际增长，就是扣除CPI的数据以后的实际增长，而不是多印一些钞票就能达到目标。现在“十二五”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我质疑工资倍增计划能否真正的实现？国民收入中的职工收入、财政收入企业盈余三者之间的分配占比以及权重是否要应该做出一些重大的修改和调整？比如是否应该压低财政的“十二五”财政收入占比的指标，以减轻对企业和职工的压力。比如是否应该压低企业的盈余，从而给职工让利，使其工资收入能够多一些等等。因为三者之间不可兼顾；第三，未富先老的问题，没有被根本触及。
　　根据“十二五”对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可能需要调整和修改的参数还不只三架马车和收入倍增这些指标。比如未富先老的问题，我国从01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到现在已经10年的时间。而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仅有4000美元左右，而全世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世界65亿人的人均GDP是8000多美元，是中国的一倍以上。预计到2017年左右，我国的人口红利又即将结束，也就是说，中国在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已经丧失了人口红利，而进入了一种未富先老的这种状态。与发达的国家以及我们与韩国和台湾所不同的，中国今后要走的将是一条世界上极少遇到的低收入阶段，就要进入老龄化的一条风险之路，还没有人走过。
　　我国今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到“十二五”期间，也就是在今后五年之内，我国大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首次人口要超过0—14岁的少儿人口，突破2亿多人口，他们丧失了创造价值的能力，需要国家和别人来养他们，2亿多人口。老龄化加速，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一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等的战术支持。这是“十二五规划”所缺失的重要部分。建议“十二五”应该补充、完善这一方面的内容和相关的政策。
　　第三，“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贫困人口将要大增，要突破1亿人口以上。有人会说，是否你陆院士喝醉了，经济不断的增长，人均收入不断的提高，应该是贫困人口越来越少吗？怎么会越来越多了呢？我并没有喝醉，对于贫困的问题，以及扶贫的问题，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间，按照我国的贫困标准线来计算，农村绝对贫困人数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亿多人口的贫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按照恩格尔系数，也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注，恩格尔系数贫困型是59%、60%，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所有消费在吃饭方面我要付出60%的费用，达到这个数据就是贫困，这个数据越小就越代表越有钱，在吃饭方面花的钱越小，其他消费花的越多。那么中国在制定贫困线的标准，1985年我们是按照食品消费占整个消费支出的60%来划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当时是符合国际统一标准的。但是1997年我们调整了这个数据，我们把食品类的开支比例提高定在85%才算贫困人口，什么概念呢？所谓的85%就是这个贫困人口除了吃饭以外，连块肥皂都没有钱去买了，当然这里有一个政治原因，大家看1997，再过两年是1999，是我们建国50周年大庆，要有伟大的成绩，修改了这个参数，这个参数远远低于国际上对贫困线的衡量标准。那么用这种修改贫困参数标准来降低贫困人口，使2亿多贫困人数被一下子压到2000万，这并不是真正解决贫困的好办法，这叫数学游戏。
　　紧接着我有几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评论印度，说现在我们就是2亿多贫困人员，你看印度还有将近2亿贫困人员，说我们怎么这么伟大成就，印度怎么怎么完蛋，这样从1985年到2009年，24年来我国贫困线的标准仅仅增加了5倍的标准，而我们国家的GDP却增长了42倍，贫困线标准太低，进而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匹配。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当日均消费低于1美金的这个就是要绝对贫困，或者叫赤贫。如果按世界银行绝对贫困的标准计算，就是日均消费低于1.25美金的就算贫困线以下。按照国际标准来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应该是1.5亿，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来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应该是2.5亿之多。我国目前所制定的中国特色的贫困标准，使一些名义上已经脱贫的人，实际上仍然非常贫困，但是却因为他的收入超过了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而失去获得政府救济的权利和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贫困线据称有可能上调到人均收入年收入1500块钱，原来是1190，但是按这个计算，对不起，我们的贫困人口将大增三倍，达到9000万甚至要突破1亿的人口。尽管我们计划扶贫新标准会出台，但是与国际水平仍然相差比较大。甚至我们还低过印度，我们刚才骂的印度，印度是按照接近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每天消费1.2美元算作贫困标准给予补贴。而我们中国即使提高到1500块钱，也只有0.7元美金。在“十二五”期间以及以后10年，随着中国贫困线标准的不断提高，和扶贫人数的大增，扶贫开发的任务艰巨，返贫压力巨大，财政压力也要巨大。今后突然要增加5000万到1亿的贫困人口问题，我们在“十二五”中并没有重点考虑，希望能够予以修正和补充，这将是很大的一笔财政支出，是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以上看到我刚才提的二、三、四项，也就是职工收入成倍增加，未富先老和贫困人口增加这三个问题，都是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而我们“十二五”的一大亮点是要改善民生。
　　第四，“十二五”期间我国污染排放总量将不断增加，需要调整和增大单位减排的指标，而不是去减少。这又有人会说了，是不是你陆院士又喝醉了？因为2005——2020年15年间我国单位GDP减排要降低40%—45%，降幅非常巨大，而且是向全世界承诺的。怎么你陆德又说不降反而升了呢？我并没有喝醉。这里有一个玄机或者叫个数学游戏，在于单位减排和总量减排的区别。如果我们国家在今后是以GDP8%左右的速度在增长，那么从2005年—2020年15年间，我们的GDP会翻两番。
　　虽然单位减排降低了40%到45%，但是总量排放却要增加一倍以上。对于这个论点，我不用给大家列复杂的方程式，我用简单的图示就可以表达。大家看图，15年以后GDP翻两番，四块GDP，我们的减排不算40%，我们算50%，各减一半，大家看看这四块阴影加起来是不是两倍的排放？这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后的排放总量是在不断的增加而没有减少，这个趋势要延续到2030年左右。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单位减排的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十二五”期间，我国称为耗能和排放量皆为全世界第一的国家，超过美国，而且总量仍然要继续的增大，这种总量的增加与全球低碳经济、温室效应等矛盾冲突将会日益加大。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节能减排的指标比起“十一五”来说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又降低了。由20%下降到17%，这更增大了我们与全球绿色经济的矛盾。从理论上分析，如果我们的排放总量如果不增加，那么我们的GDP发展速度要下降到4个百分点左右，当然这是我们国家不能接受的。那怎么办？只有去提高“十二五”单位节能减排的指标，而不是去下调到17%。
　　第五，增减挂钩的国策，这个国策中缺乏要素，致使国有的大量资产流失，应该做重大的修正和补充。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2004年收入达到6000亿，2009年是1.5万亿，去年达到2.9万亿，为了保18亿亩耕地红线，国家在04年起制订了土地增减挂钩的国策。就是房地产用一亩地你得给我补一亩田，1：1，我的18亩不能减少，这样的一个国家政策是为了保红线的国策。我们理解到，国家采用增减挂钩的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全18亿亩耕地，这个红线，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出发点和用心都是好的，但是我以为这项重大的国策在制定中有缺陷。缺失了“级差地租”经济要素，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失衡的一个理论，对于一个土地来说，不能看它的数量，要看它的质量和产量，要用地租来衡量。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我们国家的耕地质量分15个等级，其中耕地等级低于平均等级的就是10—15的这个是占到将近60%，而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顷每亩的耕地仅仅占全国耕地的6.09%这么一个份额。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动用了城边的十亩地，然后拿山坡的十亩地来增加挂钩。如果这个好地一亩地是产一千斤，山坡的那个地一亩地是产200斤，你10亩换10亩你干吗？所以由于增减挂钩的国策缺失了级差地租的原则，就变成一了种纯粹的数量上的挂钩，而不是土地的质量，或者产量上的挂钩。到头来，虽然18亿亩红线在形式上算是保住了，但是粮食总产保不住，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保不住。一些地方和机构利用政策上的缺失，打的增减挂钩国策的旗号，大肆赚取土地级差红利，使大量的土地资产流失，这可能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的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一个政策自失误。所以建议增减挂钩的国策，需要修正和补充。
　　第六，提出一个警示，2017年前后，我们国家或者要遇上经济的冲击，更显示出“十二五”转型的紧迫性。根据本人的分析和数学模型来测算，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传统的模式和轨迹走下去的话，我国的经济有可能在2017年前后要遇上一次横向冲击。因为有几条重要的经济体现，可能在2017到2019年要出现重大的拐点。比如人口红利，比如说我们投资拉动这匹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投资效益递减达到60%，什么意思？咱们大家现在看报纸，不要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个数据，这个数据不是GDP的投资数据，GDP的投资数据计算，资本形成总额，跟投资规模有一个转换率，那么到2017年这个转换率下降到60%多，就是有一半的资金泡了水不能显示在GDP的增长里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唯一的投资拉动的这张王牌又不行了。再比如由于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要接近0.6，贫富差距还要扩大。今年我讲了，没有改善，要接近到0.6，0.6这条线是什么线？是国际上划分的动乱线，动乱线是什么？我就不解释了，“六四”就是一个动乱。如果这几条线同时出现拐点，将是很危险的。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冲击，离现在还有六年左右的时间。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经济转型的刻不容缓的急迫性，“十二五”是转型的关键五年，将直接影响后期的发展。如果我们解决或极大的缓解了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就消除对动乱线的担忧。如果我们能够把消费需求能够提拉起来，就不必担忧由于投资转换效益的降低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将又会走向一条新的坦程。
　　发言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