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

　　吴敬琏：
　　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特别是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位置很及时，需要我们认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应对世界的金融危机方面，容易忽视怎么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实现全面小康。今年下半年我跑的沿海地带比较多，跟一些企业家和一些党政干部交换意见的时候，他们常常也有一种反应，说现在就是急，好像很难去考虑怎么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我想这是一种误解，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十一五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一件事情和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从不同层面来看，而在我们的实际工作里面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下面，我讲一下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理论。
　　实际上，我们为了实现全面小康而做的努力到了新世纪的一开头，大概在04、05年就遇到了很严峻的挑战。这个严峻的挑战来自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在前面20多年初步实现小康的时候用的一种办法主要是在数量上的增长。要实现全面小康继续用这个办法，就是质量不太高的增长，甚至有的时候质量很差的增长，实现初步小康看起来还是可以达到的，要实现全面小康就有问题了。在2004年、2005年期间这个问题有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十七大以前叫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是讲的同一件事情。这个发展方式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靠投资去拉动。这种靠资源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效率不高，速度可以很高但是质量不高，所以它的实惠就不那么大，而且受到资源的约束，我们本来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所以人均占有的资源量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要用大量投入资源的办法来支持增长，只要保证增长力高，那么它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在2004年以后很明显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源瓶颈凸现，就是资源短缺，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假，而且海运价也涨了几倍。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环境的破坏。这种大量耗费资源的生产活动它的副作用就对环境造成了破坏，比如说二氧化碳的排放，因为我们过度施肥，所以造成水的氟氧化，蓝藻问题就出来了，空气的污染，水的污染等等非常严重，有些地区根本不能适合人的居住了。另外对社会的严重影响就是消费，投资一大了以后消费比重就大。一个国家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消费在70—75%左右，投资在25%左右。到了80年代中期就到了30%以后一直上升，上升到了最近几年我们投资占了GDP的比重大概在接近45%。现在我们的消费大概比重只有35—40%之间。这个消费比重太低也会造成很多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社会问题就是马克思分析过的，企业物质资本投资过高一定会造成马克思叫做可变资本的比例下降，就造成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不高。而且因为这个社会如果说贫富差距太大，富的那一部分人储蓄倾向比较高，因为他要买的东西都已经买了，这样就把钱存起来，这就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普通劳动者没有享受到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这样就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就一直有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在早期不是很突出呢？特别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为什么不是很突出呢？我们开始的办法是，最终需求不足最容易用的办法就是加投资，加投资它在短期中能够增加消费需求，因为一般的估计说投资中间有30%左右转化为消费。这是因为你投资了就要雇工人，搞基本建设，来买设备。但是，用投资去增加需求有这个问题，因为投资的比重更大了，增加的产能就更多了，更多了以后就有30%左右能够转为消费，到了第二轮的时候这个问题更尖锐了。那么，这个办法不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能够维持这种办法实现增长之外还用了一个办法，是学了日本人，学了东亚。东亚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投资率不高。但是，从日本开始就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出口。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来保证高速度的生产能够进行下去。所以，我们特别是在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我们的出口增长非常快。支持了我们90年代的高速度的增长，应该说90年代使得我们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到本世纪以后这个办法也有问题了。我不能讲得很多，我们可以看一看，东亚所有用这个办法的国家在成功的实施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支持本国的高速度增长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后都发生了问题。这个问题是跟我们94、95年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这就是辛苦劳动挣了一点辛苦钱，于是我们国家的外汇和企业的外汇增加了很多，外汇结余增加了很多，因为中国有这样好的条件所以外资进来很多。于是，我们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外汇太多了，外汇太多了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资源给了外国人用了，用了以后我拿了它一张纸。投资的风险很大，最保险的就是买美国国债，美国的国债利率很低，而且因为外汇太多就造成摩擦很大。就是我们是补贴出口对象国，借钱给它，用低价卖给它实际来补贴，它还不高兴说你汇率有问题，你应该升值。从我们经济学家来看确实我们应该升值，不要拿这么多的外国票子了，第二个好处就是我卖的价格也多一点，不至于因为人民币估值太低我们东西没有卖够价钱。第三个好处就是对出口企业形成了压力，要它们提高技术，提高附加值，改进产品质量，都要加强，不要老卖苦力，可以去赚外国人的钱。
　　但是，这个做法它碰到了我们原有的经济格局的障碍。这个时候正在这里调整，十一五做了明确的规定，十一五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转变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要把靠投资靠出口支持的这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为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怎么转型呢？十一五也规定了具体的途径，大概是这样几个，一个是把农村的大量劳动力从低效部门转到城市中的工商相对高效的部门。第二条，就是要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我们现在制造业主要是做装备、加工这样一些事情，这些东西附加值很低，赚得钱很少，要提升。形象的说就是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加强研发，改善产品的设计，注重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第三条，就是发展服务业。因为我们的服务业比重太低，比低收入国家还低。第四条就是用信息化改造国民经济，有现代信息手段改造国民经济提高它的效率。指出了一些具体的途径，可是我们正在执行十一五还没有见到很大成效的时候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现在有一种理解认为现在面临的困难就是一种输入型的，我们只要顶住美国经济一回升了，我们的困难就消除了，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有误解的。因为，3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了，全球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中国经济体系离不开全球体系，所以，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全球金融体系它害了病，所以不是说外部原因造成当前的困难，只要外部原因一消除就没有了。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体系。
　　刚才，讲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表现在经济体系中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从2004年左右浮出水面的问题其实是世界金融体系得了病在我们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国家当中它的反应。这里稍微说一下，世界金融体系它得了什么病？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来自美国，但是这个病不是光是美国的病，它变成了世界的病。二战以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了，世界金融体系基础是一个世界货币体系。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叫做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就是在布雷顿森林开了一个会，决定了这样一个货币体系，这个货币体系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础，这个货币体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全世界各国的货币都跟美元挂钩，美元是基准，美元跟黄金挂钩，黄金是美元的基准。那怎么运转的呢？就是各国结算的时候，国家储备都是用美元，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它有一个义务，就是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可以把美元拿到美国去兑黄金，是固定比例，一两的黄金等于35美元，你拿35美元中央银行到美国它就要给你一两黄金，但是这个体系崩溃了。1976年就是美元不跟黄金挂钩了，各国跟美元的关系是浮动的。就是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本位的这样一个世界货币体系了，这是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么，加上一条，美国内部的经济体系有一个严峻的结构问题，这个结构问题跟我们完全正好相反。就是低储蓄率，美国人不存钱，寅吃卯粮，借钱来用。最近一些年美国的储蓄率已经降到了将近零。那么，这样一个经济是不可能维持的，它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美国又是高消费的，那怎么维持的呢？就是向全世界借钱。因为，它发的货币世界各国都把它看成真金白银，所以它就大量的发货币。各国卖的东西拿到它发的货币就借钱给它了，我们对于它是出钞，实际上出钞拿到的就是它的一张纸，就是等于借钱给它在买我们的东西。这样一个做法在早期是一个很有利的做法，这种货币体系被叫做布雷顿森林2体系，这是1976年以后的体系。东亚许多国家都是应用了这个体系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90年代我们外汇改革以后，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办法，我们当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使我们的经济运转起来了，一亿几千万的农民还有城市居民，就这样生产了财富，虽然这个财富有一部分给它了，但是总体来说对我们非常有利。可是，刚才我讲到的2004、2005年出现问题了，这就意味着不行了，我们要调整。因为你不调整的话你就要维持人民币低估状态，于是你就要大量的去买外汇来保持人民币不升值。所以，我们为了对付这个办法做得不够快，到了2006年年底国家外汇储备1万亿美元，这1万亿的美国票子我们是花了8万亿的中央银行货币去买的。所以中央银行货币就大量发行，大量发行造成的后果首先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价格飙升，就是泡沫形成，使得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空洞、气泡很多。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就发出警报，这让我们的金融体系就变得非常脆弱，一遇冲击就会出现所谓系统性危机，不幸而言中了，要按世界上的两个国家来看，一个美国，一个中国，它们两个结构的缺陷正好是互补的，我们是高储蓄率低消费，美国是高消费率低储蓄率，但是这个互补的结果当然在某种情况下互相得益，造成的问题就是金融系统中空洞太多，气泡太多，它一爆就出现瞬息之间就从流动性泛滥变成了流动性不足。因为，这个气泡破了，原来看它流动性很多很多，票子很多。它一破了就发现没有，那个东西消失了，蒸发了。你看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最近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一个企业好好的，过几天突然一下资金链断了，像冰岛这个国家，原来这个国家很好很好，突然一下不行了，破产了。
　　最后，我就简单归结到我们题目上来。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措施，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也比较关心的是一个宏观经济上的措施，就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加需求，用需求来支持比较快的增长，不要让它滑坡滑得太厉害。这其实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因为现在气泡破裂，这时候用国家的信用或者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保持不至于整个资金链突然全部崩溃，出现崩盘，这是必要的。当然，这里面最近报纸上有很多讨论，就是这个钱的规模到底多大合适，这个钱应该用在哪些方面更加有效。总之，不要因为我们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就回到老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去，要防止回到老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去。这样的防御性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上解决，什么是根呢？就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今年我已经去了好几次广东、浙江了，跟企业家一谈，他们就说你老来宣传要转型转型，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活不下去了，顾不上了。是有矛盾，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尽量在稳经济的过程中还是要推进转型，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就有一个区域，每个区域有自己的特点，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践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说它的中心那一条就是要转型，我今天看报纸上看到广东省委最近在会上提出来要保增长，也要强调转型，不是说有了那个就不要这个。我刚才说这两个事情做起来有矛盾，但是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两个问题解决。
　　每个地区还要根据自己地区的情况来研究怎么保增长，怎么来实现转型，或者叫调结构，其实转型和调结构是一回事。比如说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过去一些年代在利用出口导向政策确实使得我们经济有超常的发展，是很可喜的。但是这些地区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制造业比重太高，而服务业比重太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制造业附加值太低，为什么附加值低呢？按照微笑曲线来说，就是在附加值最低的那一点，就是在加工、装备、制造这个领域内干活，附加值高的部分，微笑曲线的前端就是研发、设计，产品品质的提升和微笑曲线的后端品牌营销、受服务，金融服务等太薄弱。所谓转型不是一步登天，就是在微笑曲线上能够延伸到多少就延伸到多少，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革命性的突破。比如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人把它想得很高很高，好像非要是划时代的技术性进步，不一定。很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的不干胶是一个行业，是3M公司它要发明一种黏结剂就失败了，那个东西黏度不够，后来就开发出来不干胶，就是都是可以想办法来提升的。所以，沿海地区最重要是两条，第一条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就是向两端延伸。另外一条就是发展服务业。这个发展服务业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一来就是要发展高端服务业，我们要吸取80年代的教训，80年代搞过三产，最后搞的是股票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那个东西也雇不了几个人，重点在于就业。增长不等于就业，但是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就业。内地我只说一句话，我希望内地的同志不要被现在的假象所迷惑，我碰到好几位中西部的同志都说我们这儿比沿海地区还好呢，我有一点怀疑。我说你这个地方也要注意一点，因为西部大开发所以你们投资的规模很大，投资规模一大了，在投资期间日子好过的很，到产能已经建成以后，基建的任务小了，市场在哪里，这时候问题来了，不只是中西部地区，最近我到天津，我又跟天津的同志们说，天津现在日子很好过，因为在投资期。你要想一想，比如说浦东，浦东到了90年代中期困难得不得了。所以，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区域都有一个怎么实践科学发展观，怎么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要具体的研究，细致的研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