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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在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做主题报告。 王有强：下面我们有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同志给我们做主题报告，今年的2月份，景所长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做了一个关于“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讲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景所长的报告一定会非常非常精彩，他的报告主题是“关于和谐社会发展的几个指标”，大家欢迎！ 景天魁：非常感谢《小康》杂志社主办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讨论会，使我有机会来跟大家学习，在研究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感到很多问题很困惑，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参加这个会的很多都是在领导过城市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同志，很多同志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同志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今天听了以上同志发表的讲演，受益匪浅，想向大家请教的问题其实很多，这个课题是有关小康指标的，所以我就想挑一些在这方面我比较困惑的问题，实在不是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研究，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讲很多了，就提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社会指标的性质，到底什么是社会指标，这个社会指标和别的指标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搞清楚这样的问题的话，恐怕很难真正全面的理解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社会指标认识上有很多没有搞得很清楚的地方，特别是总觉得和经济指标比，社会指标是软的，经济指标是硬的。社会指标是不是对老百姓来讲，必然是远的？如果不是，是什么原因使得社会指标变成软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或者是否必要把这个社会指标变得硬一点，假设不变得硬一点，能否形成比较科学的小康社会，或者是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从我们国家以往的经验来看，经济指标是硬的，社会指标是软的可以说由来已久，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形成了一种好象不言自明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搞“十一五”规划，咱们国家大概是从“一五”到“五五”都是叫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到1985年的时候，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很多人提出是不是这个计划不要光叫经济计划，从“六五”开始才把它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社会这个事情才有人提出，才开始纳入到国家的大盘子里面来。但是我觉得虽然在这个计划里加上社会这两个字，但长期以来“六五”到“十五”，经济的指标是非常明确的，是很多的，很硬的，社会的指标常常是很软的，很虚的，也是很少的。 指标的背后也反应出我们国家，大家现在所的说长期以来社会是在一种欠帐的状态，和经济是不匹配的，我们国家历来是一个靠投资拉动的，靠投资来推动发展的国家，但是社会事业的投资非常低，占的比例非常低。如果把世界上公共财政的社会投入占GDP的比例划分成五等，六等的话，中国肯定是最末的一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占的比例最高的国家，像北欧，瑞典，芬兰，挪威，丹麦这样一些国家，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一个大家都不大想得到的国家，就是古巴。这一类国家社会事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都在20%以上，15—20%之间的德国、法国等等一些欧洲的福利比较高的国家，10—15%之间的是美国一类的，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发达国家，低于10%的有发达国家，也有不大发达的国家，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他的公共事业，社会事业投入占GDP的比例都比我们要高，我们90年代，以及到21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比例，最高是达到4.5%，印度5%。所以大家可以看出，社会指标软，他的实际意义可不是一个指标软和硬的问题，而是整个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状况和经济发展不匹配。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们都津津乐道的，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GDP年均增长10年，经济增长8.8%，接近9%，但是我们很多社会事业的投入在2004年以前，长期都是相对比例在降低，而不是在提高。 这样一种情况就造成了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所谓这几个差别，收入差距的拉大，城乡差距的拉大，地区差距的拉大。也就是说，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一方面经济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另外一方面，这种增长又伴随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这种反差如此强烈，在现代化的历史上，在社会发展的理论上很少找得到。所以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如果这样一个问题不解决，很多已经遭受了，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遭受了失败教训的国家就提醒我们，大体上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比方说拉美一些国家大家很清楚，七十年代前后的时候，也曾经有十几年，将近二十年高速的增长，有的国家经济增长也曾经达到过两位数，我今年8月份刚到阿根廷，巴西，智利，阿根廷一段时期富到什么程度？银行里面的金条都没地儿堆，堆在楼道里。大家知道，很快发生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当然原因有很多，一个不可否认的，他们自己都认帐的原因就是这种经济和社会之间太不协调了。经济发展长期伴随着财富的部分向少部分人集中，经济发展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大家看到拉美一些大城市周围，一圈一圈的，特别是巴西，一些大城市，你到那儿去访问，有人一再的提示你，别随便去那些地方。到底怎么看待社会指标，社会能够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它，很值得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家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来，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问题难以解决，我们国家发展中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像苏州，昆山这样的解决的这么好的，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我上午听到王荣书记讲到了，他们那里GDP六千美元，还说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小康，对于他们这种认识我非常的钦佩。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由GDP来衡量的，不是单纯用GDP来衡量的，有一些国家他的GDP水平并不低，但是知道中东一些富有石油的国家，GDP很高很，但是社会发展的水平很低很低。我们如果不小心，如果不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对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深刻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很多问题将很难解决。这么多年都讲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为什么就增加不了呢？多年来想了很多好办法，政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有一些矛盾，结构化已经固化到了一种靠政策是很难去调过来的层面。这些年来我们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事，提出的政策并不少，比方说2004年国务院采取那么强有力的措施，一方面减免农业税，一方面增加补贴，措施是前所未有的强劲，确实扭转了自1985年以来，农业收入持续下滑，相对收入持续下滑的局面，非常了不起。2004年以来，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涨了三百元，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所未见的，城镇居民去年一年涨了多少钱呢？没有任何宣传，也没有任何政策，城镇居民去年一年平均涨了九百。这就说明了我们国家结构性的矛盾达到了靠政策短时期内很难调整的局面，经济社会严重失衡，长期积累下来，积累成了现在的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使得我们内需不正常这样一些问题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社会指标的软，现在恐怕也到了一个，社会本身起来呼吁，要认识社会指标的性质，我们搞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现在有些事情很难办，我们国家矿难屡禁不止，到底什么原因。可以从很多层面来分析它，抓也不行，关也不行，停也不行，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提醒我们多少年来，积累下来的经济社会，一边软，一边硬这样一种失衡的状态恐怕是到了需要根本扭转的时候。 从理论上讲，能不能说社会指标天然就一定是软的，根本不应该硬，或者说根本不可能硬呢。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一个指标什么叫硬，什么叫软。社会指标很多指标他要比经济指标还要硬，一个指标的硬和软它的衡量标准取决于它对社会发展目的的关系，和人民群众最终福址的关系。这些年来我们逐渐的认识到，很多社会的指标确实是很硬，并不比GDP指标要软。其实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的学术研究，而是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比方说大家现在都很关注的社会保障。一个社会的发展要不要有一个福利的指标，社会福利这个事情到底怎么看？在我们国家还没有搞多少社会福利的时候，到处可以听到，提醒我们要警惕，不要走福利国家的道路，按照人家的构想远得很了，没有多少福利怎么能称得上福利国家呢。社会福利这个事情是一个社会，你到底追求什么，你发展经济到底为了什么，老百姓最终认可什么，社会福利这个事情里面现在有两个指标，我们已经感觉到不可回避了，一个是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现在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的1.6亿人，纳入医疗保险的1.2亿人，纳入到失业保险的大概八千万左右，大家知道，这样一个数儿基本上把广大的农民排斥在外，他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这样一个比例是我们搞了50多年社会保障发展的结果，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大家可以看出我们中国要真正的所谓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以往50年的速度，以往50年搞了10%，按照这个速度还需要多少年呢？还得500年。按照最近这些年，确实加大了社会保障发展的速度，就算是按照最近这几年的速度，每年纳入到社会保障里面的也大概就是1000多万人这么一个速度，按照这个速度，中国要按照五中全会文件上提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一百年。我们现在开始采取翻番的办法，大家看得翻多少个翻，才能真正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也可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采取翻番的办法，我们社会事业到2030年的时候，仍然是落后于我们经济发展。 关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大家可以看出速度是一个很硬的指标吗？它硬不硬大家可以去问一个，现在城市里打工的将近一亿农民工，有的长期在城市打工，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在有的产业农民工实际上是主力，特别是建筑产业。到底什么理由使得他们是产业的主力军，是工人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很大一笔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不能够享受养老、医疗这样的保险呢？凭什么城里人就可以享受呢，农民工就不能享受，我们拿出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呢？2002年下半年到2004年初，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全国占了农民的土地5600万亩，造成了四千万农民失去土地，苏州市委书记，昆山市委书记都讲了他们的社会保障方面所做的努力，做成这样确实是值得广大农民感谢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这些年，相当多的地方占了农民的地，补偿水平极低，怎么补偿呢？用85年时候的那个地产多少粮，那会儿的粮食一斤多少钱这样算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年上访告状的主体不是城市下岗的职工，而是失地农民占相当比例。这样一些事情都提醒我们，一个指标的软硬不是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会造成很多结构性的东西，造成很多很难解决的社会矛盾，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我们史料不及的含义。 社会福利方面还有一个指标，也是我们现在都几乎不提的，到底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应该占多大的比例？像这样的指标能说软吗？长期以来我们对这样一些事情含糊其词，不明确，不明确的结果就是愿意搞就搞，不愿意搞就不搞，社会矛盾也就因此出来了。所以所谓人均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是一个矛盾凸显期，这个东西很难讲，不到一千美元的国家矛盾可能也很大，超过三千美元的国家，矛盾也可能很大，根本还是在于社会的结构是否失衡，这是关键。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均衡的，协调的，低于一千美元，高于三千美元，或者在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之间都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状态，不是哪一个因素能够决定社会是否和谐，恐怕比经济指标更加关键的是社会结构因素，所以我说，这个社会指标的软和硬举这样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看出。还有很多指标，比方说社会公平的指标，公众满意度的指标，社会安全的指标，城市化的指标，还有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特别强调的平均预期寿命，当然还有次一级的很多很多指标。这些指标就其重要性来讲，跟我们常常见到的经济指标，比方说外贸，比方说投资相比，难道就软吗？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经济发展的指标可以看出它本身没有哪一个指标一定是硬的，哪一个指标一定是软的，这个软硬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它本身无所谓软硬。 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国家长期存在着社会指标认为它软？这种状况怎么产生的呢？过去有一种解释，说是因为我们国家太穷了，经济发展落后，所以就需要把经济指标看的硬，这种理由是否能够成立也很难说。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经济指标高不高？应该说不是很高，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够做到看病不要钱呢，社会发展指标为什么就不软呢？大家都熟悉的印度这样的国家都能做到看病不掏钱，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所以拿经济落后，来解释指标的软硬也不是很有说服力。 还有一种解释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之间在一段时期可以把它割裂开来，可以先搞经济，后搞社会，等蛋糕做大了，钱多了，带来建设性的社会这样一种想法也很难有说服力，这种想法理论的根据暗含的就是经济发展是主动的，社会发展是被动的，社会发展只能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条件，现在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话，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条件，社会发展就是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环境。这个话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不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呢？其根源还是把经济发展当成目的，把社会发展当做手段，这样才出来一个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发展好了充其量也不过是给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环境。到底我们的奋斗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这里面还是与我们长期以来隔离了经济和社会，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出现了很多片面的认识，与这个东西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强调社会发展，强调像五中全会讲的一样，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把钱都花到社会建设，社会事业上面来，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呢？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们以往确实有一些事情并不是搞的很清楚，以为社会公平本身会影响发展，以为搞福利就一定会影响发展。我们经常见到说欧洲是福利国家，出懒汉，现在大家改革开放了，大家用手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诺基亚公司，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所在的芬兰是一个五百万人口的小国，福利水平很高，所有的人看病，上学都不花钱，诺基亚这么一个竞争力极强的公司，怎么会诞生在这么一个以公平为社会标准的国家里呢？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诺基亚应该诞生在中国，不应该诞生在芬兰，怎么能够说社会公平高，这个社会福利就低呢？事实上，那些福利国家最初搞福利的时候，他们人均GDP还没有，我们现在人均GDP1200、1300美元了，他们那些国家60年代的时候，人均GDP有的还没达到一千美元，以为人家有钱了，钱多的不行了，才开始搞社会福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说这个意思绝不是我鼓吹高福利，我认为中国现在做高福利还根本不沾边，但是需要我们来考虑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经济发展的指标到底是什么关系。当我们要确定一个社会发展的蓝图，或者指标体系的时候，怎么摆这些指标之间的位置，我觉得这是我们，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上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这一点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国家已经超过了温饱阶段，这个社会到底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目的，比方说我们的发展现在能不能像以往20几年那样，靠巨大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社会差距的拉大来实现。我们最终的发展能否最后和美国比，人均资源的占有量，人均能源的消耗量，人均经费开支，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中国的发展目标，真正有价值的，值得追求的是一种更好的社会发展模式，可以说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个不同于西方工业和国家的社会治理或者老百姓的说与，不同的活法。 能不能搞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和我们最终怎么把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研究指标的时候，需要确定一下，我们这个指标体系里面，真正核心的，综合的指标是什么，这些指标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哪一个关系是另外一个指标的前提？大家知道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里面最核心的指标是人类预期寿命，反应社会发展，人文制度和生活质量的最终是看你这个国家的人能活多少岁。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我们的小康社会，我们的和谐社会我们的核心指标是什么，恐怕确定了核心指标以后，我们才能够摆好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以及其他各级指标之间的关系。所以恐怕我们还要走出罗列指标的阶段，把指标背后内在的联系找出来，这是我们研究者的认为，也是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实践经验的实践者的认为。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借此机会提出来向大家请教，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