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增长方式转变与全面小康建设

2005-12-09 15:02:38 来源:新浪网 作者:《小康》杂志 责任编辑:柒月 字号:T|T

12月8日上午,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论坛上做主题报告。

  李宝善:现在请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做主题报告,报告的主题是“增长方式转变与全面小康建设”!

  吴敬琏: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争取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我的任务,我的观点从我的一些别的文章,书上可以再去找更详细的说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讨,这么大的题目,这么简单的说,恐怕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想讲八个观点,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下一个五年,从明年开始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了,“十一五”中央最近指出来,从明年开始的“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候来研究一下怎么能够实现我们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非常有必要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帅,来指导“十一五”的发展,具体的说,因为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也就是说我们多少在过去有片面性,所以我们需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过去我们一讲起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常常只记住了GDP那个目标,生产数量增长的目标,而丢掉了别的目标,现在我们要全面的理解十六大提出的非常重要的。

  我们还记得80年代初期提出很宏伟的目标,就是翻两番的目标,其实翻两番是一个简化了的说法,我们在第12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目标是这么一句话,在效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到本世纪末,翻两番,GDP翻两番,到2000年GDP翻两番实现了,但是前提好象多数人都忘了。检查我们翻两番有没有实现的时候,说的都是GDP翻两番,前提还有一句话,要在效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翻两番,前提多数人是忘了。我们在20年里面,效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提高的方面,一亿多农民从低效的农业部门转向了比较高效的城市工商业,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效率提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有这个方面,但是也有不如人意的方面,其他方面的效率提高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一旦转移放缓,其他方面不如人意的方面就突出了,在“十五”计划期间这就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突出了一个产值,“十五”计划产值是超计划完成,有些部门,重化工业的产值目标是提前了五年完成了,比如说煤,我们原来的目标是到“十五”末是11亿吨,现在实际上去年就是20亿吨了,今年大概是23亿吨左右,提前完成了,可是效率方面的问题呢,在我看来“十五”计划期间,所以现在问题纷纷暴露了,资源的短缺问题,环境破坏问题,以至于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一个一个行业,从去年开始暴露,今年更多的行业加入这个行列。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健研究员有一篇文章,产能过剩的趋势大概要到2007年到最高值,产能的严重过剩实际上从另外一个方面反应了投资效率低下。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小康的概念是非常的重要,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强调了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帅下实现全面小康,这些观点都非常重要。要全面、协调的发展,当然有些方面我并不是专家,所以讲的并不是太清楚,我这里只是讲一点,讲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因为我们说增长不是唯一的目标,但是并不等于说增长不重要,我们要实现小康,它有一个物质生产基础的问题,增长还是应该增长的,尽量的快,问题不在于增长是否应该快,这是肯定无疑的,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的经济增长要保持一个比较快的速度,问题在于要持续的增长。如果增长方式存在问题,他可以在短时期内增长的很快,但是不能持续,而且GDP可能增长的很快,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其他方面优化倒反受到了损坏,比如说环境。它应该是效率的增长,这才是可以持续的,否则就是刚才我说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他不能持续,第二个问题,他不能全面。

  经济增长还是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基础,经济方面的基础,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讲的增长是有效率的增长,这就是一个增长方式的问题。增长可以是大量投入资本和其他资源实现的,也可以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的,所以我们要全面的建设一个小康社会,那就要保证转变我们的增长方式,这样才能够实现一个持续,第二全面,各方面的福利全面的提高。

  第三点我想说一下,从各个国家整个工业化历程来看,我们处的这个阶段必须赶快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个图讲的是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他们走过的历程,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就是18世纪后期,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和机器织机,纺织机的发明应用,第一梯队的英国、美国,第二梯队的法国,德国,第三梯队的日本,第四梯队的还有韩国等等,他们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过程。以第一、第二梯队为例,大概经过这么三个阶段。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叫做早期经济增长,从19世纪后期,1870—1970,20年代后期,这一百年叫做现代经济增长,然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进入信息社会,不同时期的增长方式有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的70年代左右,英美法德这些国家发生了一个增长方式革命性的转变。从早期经济增长中主要的内容是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变到了主要的内容是效率提高,从早期经济增长靠资本积累来推动,到19世纪后期以后,到20世纪后期,现代经济增长中靠的是技术进步。主导产业也发生了变化,在早期经济增长中主导的产业是重化工业,在现代经济增长,就是从19世纪的后期,这个经济增长中,他靠的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农业的一体化这样一种产业化推动,他不是哪一个行业,而是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各个行业,而且这三个行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融合了,不但制造业是这样,农业也是这样。

  到了20世纪的后期,主要的技术进步体现在信息技术上,信息中心技术上,所以主导产业也变成了信息通信产业,他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了,就是这么一种增长的内容,增长的驱动因素,增长的主导行业,这就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对照别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验,我们早就应该转到现在经济增长了,但是一直转不过来。我们效仿苏联的先例,他在60年代提出要转变,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几次经济调整也是想实现这个转变,一直到95年,也是五中全会提出来,在“九五”期间要实现这个转变。95年的五中全会到2005年的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实现这个转变,可见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而又是很艰巨的任务。拿95年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来说,那个时候就认识到一定要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没有转过来,所以现在变成了“十一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由此可见,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实现这个转变,就是从早期经济增长转到现代经济增长,不是靠投资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而是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来实现比较高速度的增长。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转变的必要性,我们都知道经济如果发展的好,一个很基础性的条件就是扬长避短,1983年国务院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横向联合发展地区经济这么一个决定,决定里面提出了一个要求,就叫做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是完全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每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然禀赋的特殊状况,有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有些是具有比较劣势的资源,经济发展好的秘密就在于扬长避短。中国资源禀赋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人力资源很丰富,但是自然资源很匮乏,资本资源很紧缺。因为我们开发的早,我们人口又多,所以环境非常的脆弱,是处于这么一个资源禀赋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国家就尤其不能长期采取早期经济增长的模式。苏联可能有一点本钱,他们的资源禀赋情况比我们好得多,当然他也有一个资本资源匮乏的问题,但是至少自然资源比我们强得多。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就尤其不能够拼资本,拼资源,拼不得。从“十五”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十五”计划大量永乐土地资源,资本资源和其他资源来发展那些产值高的,税收多的产业。现在我们正在吃这个恶果,恶果从2004年就表现的很突出了,2005年,2006年,相当长一段时期造成的俄国都会显现出来。“十一五”期间我们必须赶快转变增长的方式。

  转变增长方式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党中央十六大以来已经反复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帅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如说要走一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现在似乎问题并不在于说方向对不对,大家都接受这个方式,问题是怎么做,一做的时候就偏离了方向,我们怎么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呢?有四个方面,从直接的影响来说。

  第一就是加快科学和技术进步,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跟科学相关联的技术,或者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在经济各个领域中的应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权升级,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开发和社会的投入,就是政府的投入。要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发展“走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体系。

  第二就是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他在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除了广泛的运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源泉,提高效率的源泉,就是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到了20世纪,工业化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业化讲的不光是发展工业,发展制造业,而是以现代服务业武装起来的服务业、制造业、农业一体化的这么一个产业结构,要发展这样的产业群。对于外国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英文词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狭义的工业,另外一个就是产业,英文词对于外国人来说,理解上不会发生多大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就会发生问题,狭义的理解所谓工业化就是搞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化,把工业化等同于重化工业化,这实际上服务业在从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中间,他就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现代的制造业他本身包含着很多服务,甚至现代制造业供应商在分类上就叫做服务业,我今年5月去了一趟台湾,他们的产业分类,像鸿基在我们的心目中,鸿基是一个电脑制造商,他们的分类在哪儿?服务业,为什么是服务业?因为制造业里面有很多服务业的成分,甚至变成主要的成分。这里就是鸿基施振荣有名的微笑曲线,附加价值高的是两端,从前端来说就是研发,原材料采购,设计,后端就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物流管理,金融服务,这是附加价值高的,附加价值低的是加工组装制造,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翘的厉害。60年代曲线还比较平坦,到了90年代这个曲线就变了,变的幅度非常大。附加值低的,盈利性差的,中间这一段正好是原来的制造业,两端附加值高的,在原来意义上都叫服务,不叫制造,所以现在的制造业里面包含了很多服务的成分,甚至变成了主要的成分。大家想一想就可以懂了,比如说索尼,还有世界最大制造公司,通用电气,最赚钱的部门是什么?通用投资,通用投资是服务业,金融业。

  即使是商业,现在发展成为商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冯国经先生,是香港利丰集团了,这是国际上很大的一个供应链管理的集团,他的一本书叫做《利丰集团经验》,他给大陆内地同胞介绍供应链管理的,他这里面说,就他管理的这家供应链,价值链四分之三是在流通,四分之一是在制造,制造的部分再提高盈利率是非常困难了,盈利主要是从四分之三的流通来。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根本否认服务业是生产活动,所以是特别的低,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服务业比那个时候有所发展。现在根据统计,服务业发展程度还是太低太低,根据统计特别是“十五”计划期间,后三年不但没有升还降了,从34%左右降到了31%,当然这也有漏统计,普查以后会做调整,会把漏报的加上去,但是即使加上去了,大概也就是40%左右。我们现在是一个低端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个水平比起国外的一些低收入国家还要低,比如说印度,印度早就超过了50%,这是什么意义呢?经济学理论来说,可以看到服务业它的重要性,就是我们经济学理论它是在发展的,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因为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所以对于总成本就不像过去讲的,认为总成本就是生产成本。总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生产成本,一部分是交易成本,而这个服务业是对付交易成本的。现在交易成本在社会总成本中占的比重超过一半,所以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情况从生产成本来说,因为有低价的劳动力,所以比较起来是实践成本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交易成本比人家高得多,这跟我们的服务业发展程度低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的服务业。

  第三就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是一个老的口号,但是我们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用早期经济增长,所谓物质生产这个概念去看信息产业,信息产业他基本上是一个服务业,他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是改善信息机制,降低信息成本,它要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改造这些产业,降低他们的成本,提高他们的效益。但是我们因为有早期物质生产的概念,一讲信息产业就是做了多少个电脑,做了多少外围设备,他本身的产值。所以他这个结构是畸形的,中国的结构是畸形的,这个数是一个2001年,我们的信息产业结构和美国信息产业结构的对比。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硬件部分只占三分之一,软件和服务占三分之二,我们是倒的,所以它的带动作用就很差,做的是微笑曲线最低的那一点。

  第四个因素,有很大的潜力,就是我们有一个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像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讲的那样,加快这种转型,这将是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很重要的来源。所以我不是那么悲观,说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所以干不了,我们现在还在用老办法,还得用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资源去实现重化工业化,用重化工业化来带动工业化,不是这样的。你看看人家的经验,他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发生在1870左右,那个时候西方国家是什么水平,我们现在的水平比它高多了,是可以实现这个转变的,问题难点在哪里呢?难点我认为就是体制。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为什么进步的不够快,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就是体制问题,比如说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跟行政化,官本位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体系是不可共存的,但是我们现在行政化和官本位是愈演愈烈,变成了华夏一条道。周光召同志一再的批评了研究人员追求官职,说到底是因为官本位的体制,光是动员科学家不要去追求官位,但是这个体制上确实要有官位才有实惠,这就发生矛盾了。

  服务业来说,服务业的发展,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授陈志武教授有一篇文章讲了,中国人并不是天生的只能卖硬苦力,我们明明知道微笑曲线两端的附加值高,盈利性强,为什么我们只能卖硬苦力,搞加工,搞装配呢?他说了一个根本的原因,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就是狭义制造业跟物打交道,所以他对制度的要求高,而这个服务业是跟人打交道,所以它对制度的要求就不是很高,我们的制度缺陷太大。十六届三中全会讲了,最近“十一五”建议又讲了,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性障碍,怎么消除呢,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要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对有些人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

  体制转变要消除这种障碍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职能要转变。我曾经说过,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来一要发展经济,要提高增长速度就到老路上,有四个体制上的原因,第一是政府配制资源,土地资源,信贷资源的权利太大;第二,是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协调发展,而是GDP增长。第三,是因为我们的财税制度,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生产型的增值税是直接跟产值连在一起的。第四,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严重的偏离,行政定价,扭曲,土地资源,信贷资源,水资源等等低估,这些东西都是跟政府职能有关的,按照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制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要求不符的。所以就出现了政府越位。或者用我们这种观点,好象是政协委员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个观点,也遭到了传媒评论家的批判,所以我不说我们这个观点了,用家宝总理在五中全会上做建议说明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政府现在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要坚决从这个越位的地方退下来。

  还有另外一面,政府应该管的事情要坚决管好,现在许多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或者没有管,或者管的还不够好,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还要大家来支持政府,把这些事情做大。比如说本届政府提出来要建设法制政府的目标,还不是国务院一家就能做到的,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要提供一个好的法制环境,包括立法,我们的法律体系,特别重要的是执法,首先是法院的执法和其他执法单位的公正执法。像这个问题就需要把它做好,但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刚才高强部长讲的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就是总量的稳定,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些方面都还需要做很多努力。但是这里确实有困难,有阻力,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这是自我革命。牵扯到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虽然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反复强调了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可是它推进起来有很多的障碍和阻力。

  怎么办呢?两条,一条是寄希望于,政府工作人员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现在正在进行先进性教育,先进性要落实到行动上,为了要把全国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本部门和自己个人的利益之上。第二就是希望领导上要坚定决心,要看到这里面确实有障碍,有阻力,要坚持的把它进行下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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