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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税感”是个中性词，可以是痛苦感，也可以是幸福感。这个新词的出现，体现了民众在通胀预期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下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焦虑，而这些都在考验着政府和官员们的执政理念与智慧。今天，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追问“我能少交多少税”，而是要进一步追问：我交的税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并且希望能够听到明晰清楚的回答——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和政府必备的基本素质。 这样的观点，在本次《小康》调查中也获得了佐证。在选择“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的社会因素”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25.6％的参访者选择）；而就“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作用最大的五个因素”这个问题，参访者给出的答案，则依次是“提高工资水平”、“降低房价”、“提高医保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和“改善城市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依然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中之重。 当公共服务成了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后，问题变得有点复杂，因为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民众倾向于从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感受公共服务水平，而政府将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换来的益处却不易得到体认。仅凭可感知的公共服务收益判断是否幸福，似乎有失偏颇。 关于经济建设对幸福感的影响，人们其实并非缺少感知：本次《小康》调查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被44％的参访者选为“影响公众城市幸福感的最大因素”，位列各选项之首。国家统计局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较前一年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9％，而自1998年以来，这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首次超过城市居民。2011年10月，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城乡差距缩小的良好态势仍在持续：2011年前三个季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6％。 在本次《小康》调查中，参访者认为“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仅次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若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至少在过去一年里，因地区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不幸福感，应当有所减少。 幸福制造者 到底怎样获得真正的幸福？真正拥有幸福感，最终要靠的还是自己。 幸福，靠奋斗还是靠老爸 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权力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很大作用” 然而另一种趋势，即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疏离，似乎又给幸福感的提升增加了障碍。 201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数据：上海非私营单位职工收入位列全国之首，年均71874元；江西职工年均收入最低，约为2.9万元。 两个月后，胡润研究院发布《2011富豪消费价格指数》，报告称“目前中国已有96万名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了9.7%，其中还包括6万名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9.1%”，奢侈品和奢侈品级服务的市场需求因此持续增长。这份报告也提到了一些与上海相关的数字——2011年，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入会费为180万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7.14％。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相比较不难计算，对于年人均收入71874元的上海职工而言，这样一个入会资格需要用25年的工资购买，而对于年收入2.9万元的江西职工来说，这笔钱够他干上62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