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文志说，人民公社这块牌子给人的印象就是“吃大锅饭的牌子”，出工一条龙，下田一窝蜂，钟在走人不动，调动不了积极性，生产咋个搞嘛？ 经过一系列改革，向阳公社把16名干部分成行政班子、农副业班子和社队企业班子，并试办了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和商业公司，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管全公社经济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管委会已失去经济管理职能。 虽然人民公社的经济管理职能被架空，但牌子依然挂在那里。 叶文志回忆说，向阳在实际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中，已经抛开了“政社合一”，所以摘牌子势在必行，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而且，摘牌子也征得了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同意。 叶文志回忆：当时广汉的县委书记从长春做完“油菜籽换玉米”的生意回来，便联系了他，还有钟太银（时任向阳公社管委会主任），要求找一个比较僻静、能保密的地点，叶文志就带他们来到河边供销社的一个旅馆的二楼开了一个房间，当时就明确了向阳公社换乡政府牌子：不登报，不宣传，不广播。 叶文志说，当时他兼任向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具体的换牌工作由钟太银负责，“到底哪天摘牌子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由于当时不让对外宣传，“照片都是后来补拍的。” 时任向阳公社办公室主任的何启香告诉记者，具体什么时候换牌子她这个办公室主任也不知道，都是悄悄在做，怕担风险。 1980年9月，向阳悄然“换牌”——早上出去还是公社，中午回来就是乡了。 叶文志回忆，刚换牌子时大家并没有太多在意，但后来发现街上到处都是人，竟然青白江新都的人都过来了，都来看那块乡政府的牌子。 更出乎叶文志他们预料的事接踵而至。因为新华社记者的一个内参，“换牌”之举引来了北京的注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电话打到了广汉县委，语气很严厉。 叶文志说，他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回去当农民嘛，我本来就是干气力活出来的，推车子挑担子都没有问题。”但在半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打来电话，“中央领导同意你们搞试点。” 很快，这一试点改革不仅在广汉得到全面推广，在全国农村也引起强烈反响，而且还在国际上受到诸多关注。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省、直辖市、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自此，人民公社成为历史…… 对/话 “改革者要有担当，还要有不服输的精神” 为解决吃饭问题，向阳镇党员干部以一种勇于开拓、破旧立新的创新精神站在了改革潮头，从包产到户，到鼓励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再到发展村集体经济，农村经济活力不断释放。今天，向阳镇已形成食品制造、电气设备、高端造纸三大支柱产业，拥有生产经营性企业328家，2017年实现GDP2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065元。 记者：从影响上来看，似乎换牌比具体改革措施更让向阳出名？ 叶文志：我们把人民公社的弊病总结了几句话：浮夸风的牌子、瞎指挥的班子、吃大锅饭的根子。我们的改革到了1979年，农业改了、工业企业改了、行政班子改了，所以摘牌子势在必行，从经济基础，从人们的意识，与实施激励奖惩都不相适应，所以自然就把它取了。但影响那么大，却是我们最初没有预料到的。 记者：我们都知道改革很难，有时候还要挨骂，甚至是写检讨。 叶文志：改革路上不光要有作为还要有担当。挨骂要干，挨批评也要干，写检讨还是要干。要有担当，还要有不服输的精神，所以说很难。 记者：从向阳的改革到广汉的改革，你参与了、见证了，写过检讨吗？ 叶文志：还是有好几个。“三不要”引进人才，挨过批评。卖户口，我也做了检讨。还有修路也挨了批评，修宽了，修了六十米宽，那是1984年，被上级领导拿来与人民南路比，也挨了批评。还有一个粮食改革，虽然很成功，还是挨了批评。 记者：改革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文志：作为干部来说，不要只想着自己，要眼睛向下，要看到群众的利益上，要一心想在人民身上。改革要得到群众的理解、群众的支持，要让群众得到实惠，改革才能成功。 后 / 记 广汉向阳，108国道穿境而过，路旁的大牌坊上书“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9个大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