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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名山区万亩生态观光茶园。何海洋摄 华西都市报讯 “龙团雀舌，齿颊流芳。仙种灵根，菁芬妙品。宜王褒有阳武之买，而张载生孙楚之诗也，岂唯内地资其啖啜，边徼尤倚为性命。则茶之有关于地方大矣。” 《雅州府志》载：名山县西十里许蒙山顶作五峰，其中峰曰上青岭，最高，俯视峨眉诸山，产甘露，瑞云上有天盖、智炬等寺，蒙山多产茶，在极顶者贵。 千年蒙顶“贡仙茶” 据相关文献记载，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道家学派人物吴理真在蒙顶山驯化野生茶树，研究制茶工艺，开了世界人工植茶的先河。此后，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盛赞蒙顶山茶。《元和郡县志》载，“严道县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蜀茶得名蒙顶，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杨晔在《膳夫经手录》中说，此时的雅安茶叶，往往一叶难求。“琴里知闻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著名诗句中对蒙山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四川总志》载，“雅州蒙顶茶，《图经》云此茶受阳气全，故芳香出名山。”上清峰的七株“仙茶”，被人们进一步神化，列为正贡茶。并在该处修建石栏围护，取名“皇茶园”。唐宋以来，“自唐朝列为贡茶，建立御茶园。”1000多年中，蒙顶茶开始岁岁进贡。 据相关文献记载，先秦时期，赋税制度多以“贡赋”的形式存在。早在秦灭蜀之前，古巴蜀先民主要利用的是野生茶树，当时处于原始、简单的农耕生活状态，生产落后，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和驯养家禽、家畜。古代人们对茶叶的利用，最早食用鲜叶，之后是摘下叶片晒干收藏、烹煮羹饮。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们给部落首领的物品，也是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西周土贡有皮帛、宗庙之器、绣帛、木材、珍宝、祭服、羽毛等九类，称作“九贡”，此外还有军赋。《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人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侯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 此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王及贵族们的需要，“致邦国之用”。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新的赋税制度，开始按土地面积征收实物。 秦代赋税分为田租、口赋和杂赋三种。田租是按土地征粮，租率约为十分之一。口赋是按人头征钱。杂赋一般是临时性的征调。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得严密起来，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即所谓“九赋”、“大贡”。大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唐代，当时社会安定，民富国强，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田闾之间，嗜好犹切”，“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 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在唐代，朝廷选择品质优异的茶叶开始定额纳贡。 此后随着茶叶的大量种植，贡茶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上千年之久。 《名山县志》载，贡茶“岁给银瓶银二十一两五钱，饭食银七两五钱三分，共银二十九两零三分，赴司请领，折银票给发。”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雅州出产的贡茶，分别用金瓶、银瓶、锡瓶盛装，然后由专门的官员护送到京。之后，被用作祭祀天地、皇室祖先和赏赐大臣的物品。 明清时期，蒙顶贡茶改制芽茶进贡，蒙饼制艺开始改为炒青，重色、香、味、形，所制蒙顶黄芽、甘露、石花、玉叶长春等享誉全国。 茶叶成重要税收来源 《西藏政教鉴附录》载，“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贡奉朝廷后作为和蕃礼物带进西藏。 《雅州府志》载：“炉不产茶，但系西藏总会口外番民全资茶食，惟赖雅州府属之雅安、名山、荥经、天全、直隶邛州等五州县商人行运到炉，番民赴炉买运至藏行销。按雅属茶有边引、腹引之分，皆赴打箭炉发买。茶价贵贱不常。古传茶马之司，其来久矣。由洪武中命蜀藏收巴茶，西番商人以马易之。茶四十斤易马一匹。中国颇获其利，后私茶出境，马价遂高，乃差行人禁约，又委官巡视，日久法弛人玩。朝廷虽禁而权私主之，致令商旅满关，茶船遍河，每茶百斤私税银二钱或金五分，流弊遂不堪言矣。” 据清代乾隆年间资料统计，四川名山、雅安、天全、荥经等县销往打箭炉（今康定）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十担，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边茶运往康定销给当地商人后，需要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制“花包”，若运至西藏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叠打包。 “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还家……”据相关文献记载，雅安的茶叶从宋代“蜀茶之细者……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到了清代，茶叶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雅安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茶马古道的官道上，每天络绎不绝地往来着不同的人们。 棕色汉茶垒成墙，高过了东方的山岗。在当时，茶叶管理成为雅州的一大政事。《雅州府志·茶政》规定，雍正八年，“雅州府雅安县附郭按引榷课行销，边引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课银三千四百八十二两五钱。每张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征税银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九两九钱二分。 “名山县按引榷课行销，边引一千八百三十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课银二百二十八两七钱五分，每张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征税银八百六十三两七钱六分。 “荥经县按引榷课行销边引一万七千九百七张，腹引四十九张，认销雅州府边引六百七张，名山县边引一千张，又增边引一千五百张，边腹二引共二万一千六十三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课银二千六百三十二两八钱七分五厘。边引二万一千一十四张，每张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征税九千九百一十八两六钱八厘。腹引四十九张，每张征税银二钱五分，共征税银一十二两二钱五分。 “芦山县按引榷课行销，腹引二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银二钱五分，每张征税银二钱五分，共征银五钱。 “天全州按引榷课行，销土引二万二千一百一十一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课银二千七百六十三两八钱七分五厘。每张征税银三钱五分，共征税银七千九百八十二两七分一厘。 雅安所产茶叶，成为朝廷滚滚的税收来源。 茶税救国成一致行动 从明清到民国，茶叶税收成为产茶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方需要武器、粮饷、运输、通讯、医疗救护等，后方要保障民生、要建设、要办工厂，这些哪一样少得了钱？ 新中国成立前，粮、米、油、盐、酱、醋、布等，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自1939年打箭炉成为西康省省府起，康定的军、民、学生、机关人员和藏族人民的生活用品，更是必须靠雅安、乐山、西昌供应。 “雅属各县盛产茶，运销康藏，向称边茶，雅安出产尤多。自唐代起，政府即订引，以边茶供给康藏民，换取马匹，药材及各种物产，为汉藏联系之要素。”著名电影人孙明经在他拍摄的《西康一瞥》电影说明中，即向人们详细介绍了雅安当年出产茶叶和加工、运销茶叶入藏的情况。“在雅安，雅属所产之茶，行销康藏，康藏民众，非此不生，边茶为雅属农村最大副业。经济建设因以整顿茶业，意义至为重大。近以受印茶竞销之影响，日趋衰败，即以改良茶业之生产制造，便利茶叶之运销推广为主要工作……” “后方一碗茶，支撑前线一碗饭。”茶税救国，成为抗战后方的一致行动，茶叶生产、加工成为一时的大事。 据《孙明经考察日记》记载，1939年雅安有13家茶厂，几乎全为陕商，年可销往西藏四五百万斤茶。陕帮、川帮、滇帮各路茶商云集雅安和康定等地。据1930年的统计，康定有茶号37家、雅安14家、荥经8家、天全12家、名山2家。其中，陕西商人经营的义兴茶店规模极大，义兴店、孚和店在宜东则设有分店。他们往往将茶叶运进西康地区销售，获得丰厚利润后，又同时将西康特产藏红花、贝母、砂金等运往内地销售。 1939年孙明经在西康雅安考察、拍摄电影时，发现陕西商人经营的义兴茶店规模极大，组织完备。如今，雅安的人们在孙明经当年拍摄的电影说明中，通过一段段黑白影像，仍能清晰看到当时茶马古道上商人们繁忙往来穿梭的身影。（罗光德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