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德”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区25公里，沙丘、戈壁，四周是千篇一律的黄色。李晓洋的童年时光，有很长在莫高窟度过。住处距离九层楼不到50米，每天黄昏，李晓洋就被“派”去洞窟喊爷爷吃饭。 130窟前面曾经有一片小池塘，春夏一到，总能从里面抓到小青蛙，时间长了，大家给池塘起名“青蛙池”。 洞窟门口的水泥斜坡是小孩子们的天然滑梯，李晓洋经常在口袋里装上满当当的沙子，然后拎着一个小纸板跑去玩，沙子一撒，纸板一铺，一屁股坐上去，就嗖嗖嗖地滑到底。 每年圣诞、元旦等节日，敦煌研究院会把小孩子们全都召集起来，在食堂大厅，李晓洋们一边吃水果和零食，一边听老师讲壁画故事，九色鹿和舍身饲虎是每个“窟二代”的童年符号。 那时候，李晓洋觉得壁画修复工作很酷，聚精会神地坐在壁画前，拿着工具，像医生给患者治病。因为要援助兄弟单位，爷爷和叔叔经常四处出差，指导修复国内其他地区的受损壁画，在李晓洋眼里，“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出差’这个词可以安在我身上，觉得特别洋气。” 不过，十几年过去了，李晓洋也成了一位修复师，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刚刚入行时，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做这些有什么意义。” 让李晓洋印象最深的是石家庄毗卢寺的壁画，因为酥碱病害严重，仅仅一块40厘米高60厘米长的壁画就花费了他三天的时间，干燥、脱盐处理、二次加固……许多道工序。 一位当地的老人经常来看他们修壁画，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开口：“小伙子，我前两天来你就坐在这儿，怎么今天还在这儿？” “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样的步骤，有时要几百上千次，一天下来胳膊都酸了。”李晓洋说，“当时觉得真枯燥。” 类似的感受在年轻人中并不罕见。80后壁画修复师付磊原本在部队里当兵，退伍后来到莫高窟工作。早晨，在部队时的跑操时间，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上午，在部队时的训练时间，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下午，在部队时的体能时间，他还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付磊觉得“闹心”，起初那段日子，时不时要出去走走。 来自河南的乔兆广也有类似的经历，刚入行时，一到正午就早早放下手中的活儿准备吃饭，几个年轻人在洞窟门口等啊等，也不见师父们出来，又不好意思进去叫，只能在门口瞎溜达，眼看着已经过饭点半小时，实在熬不住了，跑进洞窟里叫师傅，“还以为他们没看表，其实根本就把时间给忘了。” “我师傅是李云鹤老师的徒弟。”乔兆广说。如今这些80后成了修复师队伍的中坚力量，也开始带徒弟了。很多人会感叹，连86岁的“祖师爷”李云鹤都还在一线工作，“我们有啥理由不好好干呢？” 出差援助其他单位修复壁画时，住宿条件经常很艰苦，但李云鹤睡简陋的招待所可以，睡帐篷可以，睡“一刮风一身土”的洞子里也不说什么。 如今在榆林窟工作，四下无人，戈壁滩广阔无边，李云鹤和其他修复师们就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中，“两片铝片夹着一片保温板。上班时间干工作，下班时间聊天，聊的还是工作那点事。” 李波记得，1994年，他跟随父亲李云鹤去青海塔尔寺修复壁画，夜里住在喇嘛的房间，忙了一天，关灯后他很快睡着了。没多久突然被父亲叫醒，要探讨怎么修复才能让壁画状态最好。“藏传佛教的壁画都会在表层刷上防护膜，所以颜料起甲特别难修。”李波说，那是他入行的第四年，父亲第一次以同行的口吻和他讨论工作问题，“那次之后就成常态了，经常夜里突然被叫醒，交代一些事情，或者要听听我的看法。” 前不久，他在榆林窟和父亲一起做塑像修复工作，夜里三点多了，迷迷糊糊被叫醒，“雕塑嘴型上的高低起伏你考虑到了没有？”李云鹤一边说着还一边拿起手机，翻出照片，继续看雕塑嘴角的阴影和线条。 作为李云鹤带出的徒弟，李晓洋和叔叔李波都听过无数次关于“医生”的比喻。李云鹤经常说，医生给病人输液，扎疼了还会被抱怨，但修复师给壁画治病，文物不会说话，所以更要有医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复凤凰寺的壁画时，一个学生不小心把壁画粘到了手上，“这很正常，掉下来也很正常，但是你得给贴回去，结果这个娃娃随随便便把这块壁画从手上给弹走了。”李云鹤回忆，“我把他给撵回去了。” 和风赛跑 2012年的夏天，李晓洋工作的第二年。一个傍晚，他和爷爷结束工作从现场走出来，有亲人打来电话问候，李云鹤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洞窟旁的小石墩上。 盛夏的西北，六点钟的阳光依然刺眼，光线漫在李云鹤脸上，闪着密密麻麻的白色胡茬。在李晓洋印象中，爷爷身体一直非常好，从没老过。他有点出神：“虽然他嘴上不说对我的期望，但是能感觉到他把这个东西看得比他生命还重要，他希望我能继续做。忽然觉得到我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了。” 让李晓洋最终留在这个行业中的“决定性瞬间”发生在2014年。那一年，他和同事在莫高窟第360窟开展修复工作。 平日里，壁画被脚手架隔成小块，修复师坐在壁画前十几厘米的位置，看到的是颜料、晶体、墙壁和泥土，加上壁画起甲严重，光线照过来，影子乱糟糟，根本看不清原壁画的模样。 项目完工的那天，所有脚手架被拆走，李晓洋站在自己修复好的壁画面前，突然被感动了：360窟北壁，药师经变图，不到一米高的文殊菩萨像在自己修复后重新显现出来，巴掌大小的脸上，“眉眼、鼻翼、嘴角，太细致了，线条特别好。”李晓洋回忆，“当时就觉得，如果不是我们修复，好多人再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了。从那一刻开始找到了成就感。” 平日里，李云鹤经常嘱咐年轻修复师们：“从事修复行业，不要做了几年，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够吃老本了，必须不断总结日常的经验，不断学习新的技术。” 李波说，从八十年代开始，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进入科学保护时期，壁画修复前要进行地质调查、环境监测，用新技术、新材料保护洞窟。 李云鹤在莫高窟工作了60余年，李波的修复刀也捏了将近30年。老一辈的修复师们见证了许多历史节点。1997年起，敦煌研究院参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工作，那是第一个指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行业的规则和标准。 接力棒传到年轻人手中，如今是李晓洋从事壁画修复的第九年。他所经历的，是莫高窟“预防性保护时期”，保护者们“通过对文物保存环境、条件的合理科学的干预调节，来达到文物少害病、延年益寿的作用。” 李晓洋渐渐发现，这是个没有尽头的行业。“唐朝的壁画和五代的壁画有区别，山西的和河北的也不一样，像这一次在成都，和在敦煌就有明显的不同，成都的湿度特别大，自然环境特别不利于泥质文物的保存。”没有什么秘诀，只能不停地思考对策，解决问题。 正在莫高窟465窟工作的叔叔李波也遇到新的问题。古代工匠把矿物原料磨成粉，掺入胶结材料，然后绘制到墙壁上。李波发现，和莫高窟的其他洞窟相比，465窟壁画上的胶含量明显偏高，这导致颜料层的起甲病害特别严重，并且起甲部分硬度、脆度很高。 李波和同事们在无数次实验后，最终决定增加胶结材料的温度，“使原有材料在新材料温度的影响下，达到一定的渗透和软化，这个时候回贴失真最小。” 许多新的技术开始应用在壁画修复上。例如在修复中胶结材料的浓度，过去，修复师凭借经验和感觉来决定，如今则通过研究设备对壁画成分、病害类型和程度、产生机理等进行分析，然后给出精准的数据，从而决定胶结材料的浓度和比例。 “壁画保护是一门学不完的学问。”直到现在，八十多岁的李云鹤都还在学习新的高分子修复材料的使用。 如今，开设壁画修复相关专业的院校越来越多，每到节假日，也有很多年轻人来到莫高窟研学或是从事志愿者工作，不过，修复师们说，或许因为工作环境偏远、干燥，或许因为工作性质辛苦、枯燥，他们中留下来修壁画的凤毛麟角。 “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怀抱琵琶的飞天和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不止一次说起类似的话。 时间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与毁灭抗争”的紧迫感，渐渐传递给莫高窟的保护者们。 去年，有媒体想要拍“守护者”的故事，找到了李氏祖孙。短片中，李晓洋扶着爷爷爬上长长的石阶，站在洞窟门口。 镜头摇过沙漠、戈壁，以及攀满断崖的蜂巢般的洞窟，李晓洋说：“爷爷一辈子都在和风赛跑，他说，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比赛，但我们偏偏要逆天而为。哪怕和风耗尽一辈子，也要为后人留下不能复制的文明。”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