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推出百种版本 德语世界中最热的中国典籍

2019-01-21 19:43:0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唐雪 责任编辑:吉茵 字号:T|T
摘要】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有103种。

  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计有103种之多。

  德语世界对老子的关注可追溯到18世纪。老子学说在进入德语国家学术界之初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对老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德语学者们所著哲学书籍的中国部分,如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的终结》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专门研究老子及《道德经》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经常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儒家学说的补充,如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中描写了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来自西方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均和平相处。

  直至1870年波莱恩克那教士和神学家史陶斯先后以“TAO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了最初的两个《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后,老子学说才开始在德语世界迅速传播,在百余年历程中出现了数次“老子热”,《道德经》成为德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典籍。纵观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译介史,整体而言可分为德译肇始(1870年-1933年)、初步发展(1933年-1945年)、逐渐多元(1945年-1990年)和全面发展(1900年至今)四个阶段。

  德译肇始:第一次“道”的热潮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经》德译的肇始阶段。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传播和研究《道德经》的热潮。这一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然而,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容易。正如远赴中国的“索隐派”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而将《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类比,早期的《道德经》德译者们也同样希望找出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突破口,让德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典籍。因此,该阶段的许多译者将《道德经》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们的翻译或渗入过多宗教因素,或因为语言不通而谬误百出,或仅是昙花一现之作,但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译本却奠定了《道德经》和老子学说在德语世界传播的重要基础。

  1888年在柏林出版的由弗里德里希·威廉·诺阿克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便是早期质量欠佳的译本之一。译者将“道”翻译为“神”(Gott),“德”为“美德”(Tugend),并且将《道德经》视作一本关于宗教和美德的书。该阶段也有学院派译者,如东方学家鲁道夫·德弗雷克博士在1903年以《老子及其学说》为题出版了《道德经》译本。与其他译者根据原著顺序翻译不同的是,他尝试将《道德经》分为“道”本身、“道”作为“德”的表象、天/地的起源、思想与人类的起源、圣贤和社会伦理学以及统治者等不同主题,并分类翻译《道德经》的不同章节。此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翻译《道德经》,如历史文化小说家亚历山大·乌拉在1903年也出版了译作《老子的轨道与正道》,这是译者将自己19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再转译成德文。由于作者薄弱的中文知识,改译本与原文偏差较大,但是在《道德经》德译第一阶段,这部译作却获得较大的认同并影响了许多后继译者,在1900年至1944年期间共在不同出版社发行了6次。

  在肇始阶段虽然许多译本质量不尽如人意,但该时期也出现了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1911年出版的由卫礼贤翻译的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这部译本以严谨的考据、精准的翻译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德语译本之一,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卫礼贤的译本也成为众多后继译者的重要参考版本,并对《道德经》的读者影响深远。

  接触到《道德经》的青年学者们极力推崇老子的“自然”和“无为”思想,诗人克拉彭德于1921年出版的《人,将变得本质!老子》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克拉彭德将老子视为深醉于自我内在的神秘主义者,其学说的核心是:人不应该追求外在的生活,而应通向内在生活,同时由于他的著作是格言式的,因此老子又与柏拉图、尼采一样是诗人哲学家。

  初步发展:发展与停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国年轻诗人和学者中的接受度达到了最高潮,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希特勒上台而逐渐被阻断,“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许多译者迫于政治压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

  北京大学德语系洪涛生教授(Vincenz Hundhausen)为 该 阶 段《道德经》翻译乃至德国汉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于1924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杨树岛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两国文史文献。弗朗茨·埃森的译作《老子·道德经》正是在1941年由杨树岛印刷局发行。译者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老子的个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将他生活时代流行的成语、生活格言、民间谚语、教育格言等整理创作而成。第二年,洪涛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模版的“一”》。他原计划将此书归入自己主编的丛书《思想》中,由柏林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发行,因而洪涛生在杨树岛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附上译者的阐释,但由于洪涛生在华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触中国文化,较之同时期的其他译本,该译本具有较强可读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坚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更让人钦佩。

  曾在华任教的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鲁雅文教授(Erwin Rousselle)也是该阶段值得重点关注的译者。他在1942年出版的译本《老子,永恒的引导和力量:〈道德经〉》中将《道德经》视为中国历史传统的混合物,不同来源的异质文化能融合在《道德经》中,普通的观点与深刻的道理相辅相成。鲁雅文对“道”的独特理解也是该译本的创新之处,他认为老子来源于亚洲母系社会,并从《道德经》中看到这位伟大智者的母权意识,因此他将“道”翻译为“宇宙的女主宰”,“道”是“伟大的母神”而不是“父神”或者抽象的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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